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教授分析上半年经济数据并为广州发展建言
核心提示
●上半年经济数据中有三大亮点预示经济长期向好。1、第三产业继续快于第二产业增长2、房地产指标大幅度下降3、居民收入增加跑过了GDP。
●招商引资的时代结束了，招人才的时代到来了。要让广州成为商业、法制、民生环境更为优越的城市，才能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才。广州不妨把精力多花在建设大学生创业园、减租宿舍楼等方面上来。
●广东率先实现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开启了一个竞争性的、健康的资本市场建设，逐步支持城市的长期发展，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一大创新。
近日，国家与多个省市接连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6904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而广州今年1～6月实现GDP7666.18亿元，增长8.3%，比第一季度增速提高了0.9个百分点，说明广州经济稳中趋升，增长动力不断增强。上半年经济运行有何亮点？宏观调控的“微刺激”“定向调控”等新手段起到了哪些效果？广州应如何实现产业转型？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教授。
文/本报记者 张涨
数据：服务业发展快是健康态势
记者：今年上半年我国实现GDP同比增长7.4%，比全年的增长目标7.5%稍低，但二季度增长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如何评价这一表现？
陈玉宇：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情况，总体来说是在令人担忧的各种重大风险之下，向着比较良性、稳定的方向趋近。7.4%这一指标也与此前国内、国际机构的预测相符。
中央确实提出了7.5%的全年增长目标，但不能将其机械理解为增长下限，也不能把7.5%看作是国家计划，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增长率只是一个在宏观调控和各种长短期市场因素下共同合力形成的一个预期。实际上，就全球来看，7.4%的增长率仍然是非常高的。
记者：上半年数据中有哪些亮点？
陈玉宇：上半年确实有几个突出亮点，也是中国经济长期乐观的信号。
首先，第三产业继续以快于第二产业0.5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增长，这一趋势逐渐稳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进入到了服务业成为第一增长部门的阶段，这是一个健康的态势，也是符合各个国家发展经验的合理道路。服务业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制造业升级需要强大的服务业，如供应链、设计、营销、金融等。在发达国家，服务业还吸纳了超过八成劳动力。当然，中国服务业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还没到来，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完善的法制、商业环境。
其次，上半年房地产各个指标包括开发投资、开工面积等，都有大幅度的下降。这说明房地产作为拉动中国经济主要力量的历史时期结束了，未来房地产仍会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但逐年实现高增长的可能性很小。未来中国的产业结构里，传统行业将回到低增长的常态，新行业、新产品、新市场将以超过常规的速度增长，比如上半年电商销售额猛增48%，这是未来中国经济最有希望的地方。
再次，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收入增加都跑过了GDP增速。这说明我国在收入分配改革上的持续进步，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有利于不同群体分享发展成果，增进社会公正。
调控：需有“治大国如烹小鲜”心态
记者：新一届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新风格，这与以往的调控手段有何不同？
陈玉宇：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一个强调灵活性，一个强调精准性，都是中央调控的创新之举。中国经济目前还存在很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各部门发展不一样，宏观调控的总量工具不容易起到好效果，通过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一些更加健康的部门优先发展，可避免政策“一刀切”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要认识到，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主从关系。打个形象的比喻，宏观调控是马尾巴，市场经济是马身，马的奔跑主要靠身体，但马尾巴也能起到保持平衡的作用。宏观调控不能包打天下，只能顺势而为。事实上，区间调控、定向调控概念的出台，本身已经说明宏观调控的思路进步了，已经认识到了调控手段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考虑影响经济发展的长短期因素，才能运用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在大多数时间里，宏观调控都需要抱着“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不能一会紧缩一会放松，都要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前瞻性。
记者：政府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今年上半年突出表现为“微刺激”，但在稳增长压力下，“微刺激”会不会转化为“强刺激”造成泡沫？
陈玉宇：微刺激表达了中央对于宏观经济的清醒判断，目前经济面临断崖式下降的风险不大，强刺激并不必要。另一方面，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要形成稳定的“新常态”，需要政策刺激、指引，在发展中化解矛盾。如果完全不刺激，经济急转直下，所有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坏企业会被市场惩罚死掉，好企业同样也会死掉。
可以看到，目前一些省份有加码刺激的趋势，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但是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会跟进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少数地方面临形势比较严峻，通过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来拉动经济也是符合理性的。但其他没有这么大压力的省份，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把重心放在培育市场、完善商业环境上。
楼市：取消限购难刺激楼市回温
记者：上半年不少地市陆续宣布取消限购政策，这会让楼市重新回暖吗？
陈玉宇：我认为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放松限购起到的刺激作用很有限。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子供应是充足的，大部分城市的房产并没有限购，这两个基本面是稳定的，不会带来房地产行业的突然变化。而当年限购的这些城市，在宏观经济走弱的情况下，房地产商缺乏资本支持，积累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可能有的会被迫退出市场，这正是市场经济自动发挥的调节作用。但房产行业的链条很长，与宏观经济牵扯很深，大环境不好的时候，简单放松限购不会起到太大作用。当然，中央政府可以允许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是否放开限购，毕竟中国城市的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统一由中央政府来指导是很困难的。
但一些地方放松限购后，政府需要管好的不是地产商，而是金融机构。不能仍由金融机构支持无效的房地产开发，这会造成一些金融风险。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不关注具体的行业发展，但一定要防范系统性的风险累积。
广州：需把握好人口质量红利
记者：今年上半年，广州GDP增长8.3%，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广州要保持经济增长态势，需要做哪些事情？
陈玉宇：广州与发达国家相同人口数量的城市相比，创新能力和高端服务业不足，高端人才少，这些因素长远来看制约了广州的发展。这其实也是东部很多城市的缩影。过去几十年广州依赖制造业的大发展实现了高速增长，产业转型也提出得比较早。政府需要做的是吸引人才、促进服务业的繁荣。全世界1000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应该是服务业的中心，或者发展研发型的高端制造业。
记者：广州应如何吸引人才？
陈玉宇：可以说，招商引资的时代结束了，招人才的时代到来了。要让广州成为商业、法制、民生环境更为优越的城市，才能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才。未来中国每年都将有8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将成为未来最强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虽然中国人口的数量红利结束了，但由于教育的进步，人口质量红利才刚刚开始。广州利用了上一个红利，这一个红利也应该好好利用。地方政府不妨把原来招商引资的精力多花在建设大学生创业园、减租宿舍楼等方面上来。
记者：为了支持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广东率先实现地方债自发自还试点，并诞生了第一份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如何评价这一举措？
陈玉宇：中国的城市融资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靠卖地；第二阶段是通过各种城投公司向银行借贷，实质上还是以各种公共资源作为抵押。这些手段都起到了阶段性的作用。但发展阶段变了，城市投融资体制也要变。城市发展要更加市场化，对接市场规则，逐渐建设公开透明的地方债市场。地方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发债需求未来会逐渐放开；另一类则是带有公共性质，但也有一些盈利回报的项目，通过更加市场化的债券手段来发挥融资功能，也是必要的。信用报告的出台，就是市场力量的一部分，通过晒出广东的财政能力和发展预期，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广东的公共建设。如果政府债不透明，市场力量也会做出自己的判断。广东这一次发行地方债，开启了一个竞争性的、健康的资本市场建设，逐步支持城市的长期发展，这是很值得期待的一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