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现阶段有以下三个特征：
1.自2010年末以来，中国的GDP的增长速度持续的、平滑的、缓慢的下降：一般的经济周期比如说因为投资信心的丧失或需求方面的负面冲击，经济会突然下行，然后恢复。但是，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自2010年以来从11%下降到7%不足。这就与一般的经济周期不太一样。
2.无论政策决策者还是企业家都说在中国没有投资机会，能做的就是炒股票和炒房地产。
3.无论决策者还是民众都很高兴的宣称说虽然经济正在走向低迷，但是就业压力不大。如果美国前几年的经济是“没有就业的复苏”，那么中国这次应该叫做“没有失业的衰退”。
如何解释？在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赛跑当中，工资赢了！
带来的后果有以下四点：
1.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当我们的名义工资上升后，一旦经济面临总需求的负面冲击时，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因为不能把工资再降下来，因此只能够通过产出的调整，从而导致增长速度放慢。
2.企业陷入成本压力之中。中国过去30年发展起来的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资突然上升后，企业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提高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不能像工资涨的那么快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企业陷入成本压力中，盈利减少，甚至亏损。中国经济的低迷不是因为一个冲击突然变低迷了，是企业挣扎在这样一个劳动成本上升当中慢慢低迷的，一直到了今天。
3.财务的窘迫甚至全面的困难致使企业难以进行装备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制造业企业不能把新的技术包含在新的设备当中，因此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进步的潜力就没有了。技术进步没有了，所以后来的投资者就会发现没有投资机会了。不投资带来短期的宏观经济上的影响就是我们的总需求不足了。
4.国际竞争力大幅削弱。到目前为止，中国生产同样一单位产品的成本基本与美国持平，而此前只占其30%。其中有三个力量：劳动生产率、工资增速及汇率。按粗略的计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快于美国，增强力竞争提高了20%，但是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美国，减弱了竞争力，解释了60%，剩下的人民币升值解释了另外60%。因此中国缓慢从一个增长驱动的经济变成一个现在出口的增长速度变成接近于零的经济体。
所以，从生产率和工资变化的角度不仅可以理解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外的机制和故事，也可以理解当前的经济的短期的困难的来源。
为什么我们工资会涨这么快？根本原因是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终止。相较于1990年代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2015年只新增400万劳动力。更重要另外一个指标，15-64岁的人口，2015比2014年减少了170万，2014比2013年减少了140万，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未来20年都是如此。我也承认Christopher A.Pissarides教授提到，农村仍然有20%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劳动需要被转移出来，但是转移这20%劳动力的成本比较高，他们的岁数比较大，技能更低，所以不太容易被低成本很快的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
所以在劳动供给不能够增长，突然停滞的情况下，劳动需求哪怕有微弱的增长都会使得工资被抬升，而且工资被抬升往往是被新建立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的需求拉动的，而那些传统的企业被迫面对一个提高了的工资，也就是在传统企业工作的人的工资已经上升到高于这些工人的能够创造出来的产品的程度。而我们现在要求这些企业在短时间内通过改进技术，通过做更新的一些机器设备的投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Christopher A.Pissarides教授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是一个艰难的需要时间的道路。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需要做哪些事情？
1.因为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以及未来的新技术，中国有一些产业必然要衰败下去，有些产业要兴盛起来。衰败的产业就是劳动生产率进步慢的产业，工人需要从这些衰败产业转移到生产更快的行业中去。
2.20年后按照国家发改委的估计，中国将有10到11亿人居住在城市地区，现在大约加上农民工是7亿，也就是中国要新增4亿城市的人口。那么，这4亿城市的人口也是需要劳动力市场来引导它配置到他们希望的城市和地区去。也就是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让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地理空间上进行有效配置的问题，只有靠市场力量才能解决。
3.中国一夜之间从一个低技能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变成高技能和高学历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1990年一直到2015年这25年间出生的人一共有4亿，在这当中差不多将有2亿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都将在未来20年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经济体有这么多受到高等教育的人。这听起来很美妙，但是短期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创造出这么多工作岗位给这些受高等教育的人。这里所说的我们，其实是市场，不是政府，政府也做不到。
因此，结论是中国需要一个特别有效率的、全国性的、极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来配置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未来的年轻有技术的劳动力能不能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被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跟产业的变化相一致，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注：本文为陈玉宇教授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16两会后经济形势和政策分析会”和“与大师对话”活动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