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这个题目是出于以下考虑: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校内36位教授,用六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一部《中华文明史》.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和此书的主编之一,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历史究竟能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启示?我想趁北京论坛召开之际,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们报告我的一些粗浅想法.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第三届北京论坛成功召开。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455位知名学者相聚北京,在“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这一主题下,以“对人类文明方式的思考”为中心,展开对话与研讨。本刊选择三篇大会和分会发言发表,以飨广大读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是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讲境界的确比讲气质、讲神韵更能揭示中国诗歌艺术的精髓,也更易于把握。但是,讲诗歌艺术仅仅讲到境界这个范畴,仍然显得笼统。能不能再深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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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忠、杨贵妃兄妹及其家族是天宝后期左右政坛的势力.在杨国忠当政期间,诗人们在政治上继续被边缘化,而他们的政治使命感却更强了,对征讨南诏、东北边疆危机、杨氏集团的奢侈腐败等,均有及时而深刻的反映.盛唐诗歌从而更具有时代感,或者说带有类似新闻报道的特点,这对中唐新乐府诗有启发作用.盛唐诗人对杨贵妃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杨贵妃成为盛唐及其后诗歌、戏曲、小说的绝妙素材.

姚崇、宋璟是"开元之治"的奠基者,著名的"姚崇十事"是他们的施政纲领,其可信度很高.他们开创了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的局面,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姚、宋也能诗,但水平不甚高;此期长安诗坛存在着一个以岐王为中心的小圈子和以韦陟为中心的小圈子,但影响都不太大;张说被贬出朝期间,诗歌创作达到新的高度,他的诗代表这一时期诗坛的水准;盛唐诗歌高潮虽然尚未到来,但一大批一流诗人的储备与一批名篇的出现,已昭示了盛唐诗歌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