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萧统《陶渊明集序》曰:“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盖陶渊明之文学因萧统而显,其《闲情赋》遂亦因萧氏而成为一段争论不休的公案。反对萧氏此说的先有苏轼,其态度极其强烈,他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

陶渊明(365—427)、谢灵运(385—433)、慧远(334—416),是晋宋之际思想文化界的三个杰出的代表人物,本文拟以慧远为坐标,衡量陶、谢二人的思想倾向,并为他们找到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中各自的恰当位置。 陶、谢虽然在世的共同时间达四十二年之久,但并没有资料证明他们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有一位共同的好朋友颜延之,颜延之曾接济过陶渊明,还为他撰写诔文;颜延之又曾和谢灵

古籍整理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科学,如果不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使它条理化,那还是不容易使大家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如果我们整理了许多书,我们的子孙后代问你们是怎么整理的,而我们回答的只是个别的事例,不是一个系统的有精密结构的科学,那我们对我们的子孙还是会感到惭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工作当中能够贯

本文把陶渊明放到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通过对其几次任履的考证论析,说明诗人和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他对当时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实际态度以及他在从政期间真实的心理状态,力图再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活生生的"陶渊明的形象,并由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代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彷徨和苦闷。作者重点考察了陶渊明的第二、三、四次出仕,认为陶渊明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入桓玄军幕,元兴三年入刘裕幕任镇军参军,义熙元年入刘敬宣幕任建威参军,几次投身于晋宋之际的政治漩涡中。他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也不甘寂寞。仅仅用亲老家贫解释他的出仕,用生性恬淡解释他的归隐,都是不全面的。他的进退出处都有政治原因,他是矛盾地度过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在古代诗人里,我有不少朋友,他们分别满足我精神上不同的需要。屈原激励我的正义感,陶渊明则告诉我自然乃是人生的真谛,李白能鼓荡我的浩然之气,苏轼则又使我超脱。这几位朋友都使我产生热爱的感情,但是仰之弥高,总觉得他们并非生活在自已的身边。有一位诗人则不然,他饱经沧桑,谙于世情,却又极其敦厚仁爱;他的诗是人间的诗,是日常生活中的诗;读他的诗很容易使我产生共鸣,因此觉得他十分亲近。这位诗人就是老杜。《又呈吴郎》在杜甫的一千四百首诗里,并不是第一等的,前人亦不重视。明王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排斥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当然更不排斥祖国三千年的文学遗产。因此,古典文学研究必然会作为文化建设事业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而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

中国古代对诗歌艺术的把握,不重细密的分析,而重总体的品鉴.把握的方式是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郊寒岛瘦"这四个字,不知被多少人引用过.若问:何谓"寒"?何谓"瘦"?说这话的苏东坡本人也未必能作出精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对孟郊、贾岛这两位诗人的总体感受说了出来,其中的意味要靠读者自己去体会.敖陶孙

(一) 当其貌不扬而又放荡不羁的温庭筠出入于秦楼楚馆,为乐工歌伎制作曲子词的时候,他未必想到会有那么多的文人雅士步他的后尘去填写这类流行的小曲;更不会想到那些成为他入仕之累的所谓“侧艳之词”竟造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名声, 文人填词并不始于温庭筠,但在温庭筠之前不过是偶一为之。温庭筠才是第一个大力填词的人。从他开始,词才独立于诗之外,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并在传统的诗境之外,开辟了新的词境,从而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艺术。温庭筠的词按其艺术风格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通俗明快、新鲜活泼,表达感情真率大胆,带有民歌的情调,以《南歌子》、《荷叶

就一个作家在其当世所引起的轰动而论,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可以和李白匹敌。李白简直象一股狂飚、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声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贺知章初遇李白,诵其《蜀道难》,呼为"谪仙人",解金龟换酒为乐。杜甫在赴长安的途中与李白相遇,竟改变路线,随之东下。别后终生念念不忘,赞之曰:"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王屋山人魏万因仰慕李白,乃自嵩宋沿吴相访,追踪数千里,后于广陵相见,颂其人为"横海鲲,负天鹏",誉其诗曰"鬼出神入"。任华以未能与李白一见为憾,特寄一诗以

一如果可以比拟的话,苏轼对宋词发展所作的贡献,大概相当于陈子昂和李白两人对唐诗的贡献。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 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真能谓姜白石的知音。白石词今存八十余首,咏梅的就占十八首之多,其中尤以《暗香》、《疏影》最为著名。张炎云:“词之赋梅,惟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词源·杂论》)周济虽批评白石“局促”、“才小”,但也不能不推崇《暗香》、《疏影》,说它们“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介存斋论词杂著》)。

一一种文学体裁从萌芽到成熟,这个阶段是富有活力的。伴随着成熟期的到来,将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在此之后,如果只是因袭而不能创新,就可能渐渐失去生气而趋于衰微。这是文体发展的一条规律。在民间曲子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人词,从溫庭筠到柳永,经过一二百余年的时间,已经臻于成熟。从体制上看,小令、长调均已齐备;从表现技巧上看,无论抒情、描写、叙述,都已熟练;音调格律也已相当讲究。此后就面临着一个如何突破已有成绩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一条方便的道路,是借鉴和吸取其他文学体裁的特点,给词注入新的血液,就好象植物学上用杂交的方法改良品种一样。在宋代词坛上有四个人作了这项工作,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推动了词的发展。

对于陶谢的诗歌艺术,既可作横向的比较,又可作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是把他们放到同一个层面上,静止地比较其艺术的异同。纵向的比较,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考察从陶到谢诗歌艺术的变化及其意义。本文主要采用后一种方法。论年龄,谢灵运比陶渊明只小二十岁。论诗歌艺术,他们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陶渊明结束了一个时代,谢灵运开启了一个时代。但是因为陶谢一向并称,这条“代沟”反不被人注意了。

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已经谈到了。《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他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多义性。然而,刘勰并沒有专门论述诗歌的多义性问题,更沒有把多义性作为诗歌艺术的一个独立范畴来看待。此后,在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著作中,也偶尔有涉及多义性的,如皎然《诗式》所谓“两重意”,但都沒有从理论上对多义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在西方,对诗的多义性也有人谈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讲的“两义语”。就是一个与多义性有关的问题。但丁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说《神曲》“具有多种意义”。

一提到意象,也许有人以为是一个外来词,并把它和国外的意象派诗歌联系起来。其实,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也象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其他一些概念一样,既没有确定的涵义,也没有一致的用法。有的指意中之象,如:

沿湘江顺流而下,经长沙再向前,一片烟波浩渺的大水映入眼帘,那就是“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一首题为《临洞庭》的诗里写道:“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生动地表现了洞庭湖浩瀚的气势,成为千古绝唱。诗中所说的岳阳,西临洞庭,北扼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南北交通的咽喉之地。从洞庭湖上向岳阳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屹立于湖畔的一座三层的城楼,被蓝天白云衬托得十分壮观。那就是著名的岳阳楼。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吴国都督鲁肃的阅兵台。唐玄宗开元四年,中书令张说滴守阳州,在阅兵台旧址建了一座楼阁,取名岳阳楼。李白、杜甫、白居易、张孝祥、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诗作。到北宋庆历四年,公元一○四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到岳州巴陵郡做知府,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六月写信给贬官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附有《洞庭晚秋图》一幅,请他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到庆历六年九

凡例一、中国文言小说种类众多,卷帙浩繁,具有重要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自《汉书·艺文志》以下,历代史志及官修、私修目录均有著录,然迄无全面系统之整理,查阅,研究深感不便。有鉴于此,遂编撰《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凡古代以文言撰写之小说,见于各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各官修目录、重要私人撰修目录,及主要地方艺文志者,不论存佚,尽量搜罗,共计两千余种。收录各书,以时代诠次,先列书名、卷数、存佚,再列时代、撰者,著录情况,版本,并附以必要之考证说明。检阅本书,庶可知中国文言小说之总貌,及历代编

《论屈原诗歌的艺术美》是从另一角度来揭示屈原辞赋的美的问题。在当前"考"、"辨"占较大优势的楚辞研究氛围中,这篇文章算是一种新的探索。我们欢迎有更多的作者读者多给我们写这方面的文章。对古代诗歌、词曲以及小说进行艺术理论上的探讨的文章,尤为我们所欢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象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中肯綮: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以飘逸与沉郁对举,最能见出两人的风格特点。飘逸者,如春烟,如秋岚,如天外之鹏飞,如海上之浪翻,无拘无束,舒卷自如,才情豪迈,无迹可求。正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