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晓波

首先是发心。迪顿教授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和美国学派强调效率相比，剑桥学派更重视公平。迪顿受此影响，他的研究一直关注贫困和社会福祉。许多国家为了帮助弱势人群，对一些食品或能源进行补贴，比如埃及对面包的补贴很大。当面包价格相对低了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多买面包，少买蔬菜。因此在分析补贴的影响时，不光要看到对面包消费的影响，还要考虑对到其它商品消费的影响。迪顿和莫贝尔（Muellbauer）发明了一个“几乎理想需求系统模型”（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简称AIDS 模型），可利用微观消费数据来系统分析价格变化（比如食品补贴）如何影响人们对各种商品的消费。这个模型在实际中广泛应用。他们的书《经济学和消费者行为》（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经典著作，影响了几代学者（我在康奈尔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利用AIDS模型估计中国的粮食需求），在Google Scholar 上被引用近六千次。他们写作此书时还在英国Bristol大学。当时没有微型电脑，所有的工作都要到大学的计算机机房。机房距他的办公室近两公里，每天他背着重重的磁盘去机房（当时还没有键盘），自己整理数据、写程序。伟大的工作都是从点滴做起的。

第二是重视数据。在剑桥大学迪顿受斯通（Stone）的影响很深。斯通是设计和推进国民核算体系（包括今天的GDP）的核心人物，198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通认为计量经济学包括两部分，测度和统计，二者缺一不可。继承了斯通的衣钵，迪顿在贫困等测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要消除贫困，首先要弄清楚贫困发生率是多少，否则是纸上谈兵。发展中国家数据缺乏，要检测贫困，就要首先从数据搜集做起，如何建立规范的家庭调查非常重要。数据搜集上来，如何建立统一的指标来度量贫困，又是一个挑战。

各国消费的产品不同（比如中国人不吃奶酪，而欧洲人不喝豆浆），价格也差异很大，构建一个可比价格是关键。迪顿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著作《家庭调查分析》是有关家庭调查、贫困以及不平等度量领域最重要的参考书。像迪顿这样既参与数据搜集，又在统计和计量方法上有创新的经济学家非常罕见。

受迪顿的影响，国内几所大学已经开始开展大规模的家庭调查，搜集微观数据，比如北京大学的家庭动态调查（谢宇、涂平、任强和我主持）、赵耀辉教授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和西南财大甘犁教授主持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这些开放的微观数据会对政策制定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也会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

第三是关注现实。迪顿教授在印度、泰国和南非等国都做过大量的调查。他在现实中发现许多问题。比如人们的幸福感不一定随收入而提高。有时虽然自己收入提高了，但周边的人收入提高更快，自己因而会感到更郁闷。根据这一观察，他发明一个相对剥夺感指标来解释幸福感。其实这个指标很简单，就是自己的收入和参照组的最高收入的相对差距。后来大量的文献证明，这个指标对幸福感的解释力最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人们似乎抱怨的更多了，尤其是雾霾出现时。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http://ebrary.ifpri.org/cdm/ref/collection/p15738coll2/id/129603），我们分析雾霾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分析中，我们就控制了迪顿的相对剥夺感指标。结果发现雾霾是仅次于相对剥夺感的第二位影响因素。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环境的破坏抵消了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