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Year: 2017

<正>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海量教育数据的挖掘技术日益成熟,将广泛应用于教育和教学管理的各个领域。我们身处大数据时代,教育领域同样充满了海量数据。安全监控系统、教室录播系统、学生智能卡片、电子白板、交互式一体机等信息技术设备的运用,让教师和学生的课堂板书和交互行为,都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录和保存。智能手机在高等教育阶段已经普及,部分中学也允许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通过

通过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的案例研究, 采用半结构式访谈、问卷调查、实地采样以及多相关利益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以“草–畜–人”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从“土壤–草界面、草–畜界面、草–畜–人界面”逐层递进的角度, 充分识别并分析各类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并以货币化的方式对天然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价值评估。结果表明: 案例地的天然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是现有政府统计价值的20倍, 天然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提供牧民物质资料的生计价值以及社会价值是比牲畜交易的商品价值更为重要的部分, 也是传统的政府经济统计体系所忽略的部分。即使只限于畜牧业的价值, 案例地天然畜牧业的价值仍为政府统计牲畜价值的1.6倍。因此, 在国家推进绿色经济核算体系的背景下, 政府应改善其原有的统计体系, 更好地反映天然草原生态系统的价值, 并作为草原生态补偿核算的重要依据。

目前国际商务领域有关新兴市场企业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如何通过国际化获取国外市场上的资源。然而对于新兴市场企业，国内市场上的资源，尤其是政府资源，同样至关重要。关于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如何影响其国内资源获取，还少有研究。本文运用信号理论探讨了企业国际化程度对国内政府资源撬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国际战略导向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2010-2014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国际化程度是一个有效的信号，即国际化度越高，企业撬动的国内政府资源越多;第二，国际战略导向正向调节了国际化程度与国内政府资源之间的关系，即对于国际战略导向强的企业，国际化程度对政府资源的撬动作用也更强。本研究对于进一了新的视角。

教育大数据分析已成为研究热点，教师开始像医生，用数据而不是靠印象说话了—— 正文快照：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传统行业的运作方式，随着慕课等开放教育运动的发展，互联网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日渐显现。趋势1 互联网带动新的学习观和教学观，后课程时代已经到来传统高等教育有一些标准构成单位，如专业、课程、班级、同学。不少人会认为上课是接受教育的主流?

<正>我们也承认互联网的碎片化让我们变得浅薄了,但我们可能也难以否认,当网络化的知识把所有的人和事联系在一起时,我们能感受到那种巨大文化脉动的喜悦。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你或多或少地认为自己有些知识,仿佛都能嗅到一个巨大的机会——内容付费(或者叫做内容变现)。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今天大部分变现的都不是知识,而是内容。甚至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有相当多的知识付费产品可能连内容也算不上。如

2016年10月15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召开《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了历史性的限控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HFCs)修正案——基加利修正案。HFCs是强效温室气体,其全球变暖潜能值是二氧化碳的数千倍,因此该协议是继《巴黎气候协定》后又一里程碑式的重要环境文件,是2016年全球最重大的气候行动之一。

通过测定不同季节北京大学未名湖不同区域的水质指标,发现在无显著人为外源影响的条件下,水体氮相关指标较好,四季全部采样点的氨氮都优于Ⅱ类水指标,总氮都优于Ⅳ类水指标,但COD,TP和DO等指标在有的采样点仅达到、甚至劣于Ⅴ类。未名湖的平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LI)为56.1,属于轻度富营养化。利用PCR-DGGE分析未名湖的底泥微生物群落,结果表明其多样性随季节变化较明显,春、秋季多样性指数都较高,夏、秋季多样性指数与地理位置及水体营养盐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线性回归结果提示未名湖底泥微生物群落可能受藻类固氮作用的影响。

摘　要: 作为受《蒙特利尔议定书》控制的氟氯化碳(CFCs)和氟氯烃(HCFCs)的替代品,氢氟碳化物(HFCs)由于具有较高的全球增温潜势(GWP)值而在近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部分发达国家已制定并实施相关政策法规控制HFCs的生产、消费和排放,如欧盟的新F-Gas法规以配额管理的方式对HFCs进行总量控制,美国通过新制冷剂替代计划(SNAP)计划筛选替代品及实施禁用年限逐步替代HFCs等。通过分析比较发达国家政策法规的区别和共性,建议中国在未来应将HFCs控制纳入法律法规的管制范畴,并遵循总量控制原则,利用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手段逐步实现HFCs的排放管控。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众多,如技术与媒体的演进、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兴起,但事实的土崩瓦解是最大的原因。事实的坍塌带来一系列后果:真相和客观性的终结、阴谋论的盛行、政治辩论乃至民主的危机。为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