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1994年3月9日,本刊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主编阎纯德教授主持会议,国家汉办主任、北京语言学院院长杨庆华致辞,我国文化泰斗及其他专家教授钟敬文、任继愈、季羡林、张岱年、张清常、汤一介、乐黛云、傅璇琮、冯天瑜、彭庆生和国家汉办常务副主任程棠等20多人与会,大家就弘扬民族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以及如何办好杂志发表了意见。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萎缩后,重新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从1980年的100万人增长到1994年的250万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导致了高教经费需求的迅速增长。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的高教投资体制和分配机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也随着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进行

为什么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请问：如何看待＂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这是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从８０年代始到９０年代，＂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象为什么始终解决不了？武冒肖平问：您怎样...

文献工作标准化,是文献工作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没有文献工作标准化,各搞一套,各行其是,图书情报工作只能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上。在当代社会里,电子计算机已广

<正> 三、发展 阿拔斯朝建立后,阿拉伯历史进入光辉灿烂的时代。阿拔斯朝初期的几位哈里发重视教育,倡导科学,尊重知识,鼓励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他们设立各类专门研究机构,兴办学校,建天文台,设智慧馆,开展翻译运动,将大量的希腊文、波斯文和叙利亚文著作译成阿拉伯文,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到新阶段。受这些外来文化、思想影响。凯拉姆思潮涉及的范围扩大,一种新哲学在穆尔太齐赖派与艾什耳里派中产生并发展,使凯拉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凯拉姆运动进入中期发展阶段,凯拉姆学正式形成。该时期的凯拉姆运动亦分为二个阶段,所经历的时间各为百年左右。第一个阶段从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主要派别是成熟的穆尔太齐赖派。第二个阶段从9世纪下半纪至10世纪上半纪,主要派别是取代穆尔太齐赖派的艾什耳里派。前者标志着凯拉姆学的正式建立,后者创建了新凯拉姆学。早期的凯拉姆运动以直觉的逻辑为基础,中期的凯拉姆运动随翻译运动的进一步展开,开始关注哲学与逻辑学译著,他们的研究方法开始科学化,逐步将他们的观点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并且运用理性证据给予证实,旨在探究信仰原则的内在意义与表面意义,同时运用逻辑论证与实在的证据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这些原则,从而使凯拉姆成为一门以宗教信仰原

只要我们依然停留在"国家拥有所有权,企业只有经营权或支配权"的水平上,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全都无法实现,有限责任制也始终是一句空话。而把企业的财产经营权或财产支配权改为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些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而国家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二者也并

“休克疗法”：震荡后平添困惑；“摸着石头过河”：渐进中愈见明晰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将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分散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通常推荐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是“创世纪的”方式或“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进的”、“有机的”或“进化的”策略...

根据费孝通教授倡议,《群言》编辑部于1993年12月4日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以《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世界新格局》为题进行专题座谈。座谈会由《群言》杂志社编委会主任委员陶大镛教授主持,出席座谈会的有下列同志(按发言先后为序):

儒学的现代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特别是儒学对于现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打算讨论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儒学中当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部分,但它是否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甚至对今日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呢?我认为,它无疑是有的,而且可以说是有很重要意义的。我们可以从若干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意

儒学的现代意义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特别是儒学对于现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许多学者所注意。本文打算讨论儒学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儒学中当然有许多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部分,但它是否对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甚至对今日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呢?我认为,它无疑是有的,而且可以说是有很重要意义的。我们可以从若干不同的方面来说明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意

公司（企业）法人产权与治理结构刘伟所谓公司治理结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或称公司体制结构，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所有者（股东）、支配者（董事会）、管理者（经理）、使用者（工人）相互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②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或者...

近年来,从位于山西曲沃和翼城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盗掘出土的晋侯铜器,在香港等地的古玩市场上屡有出现。1992年以来,由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组的曲村考古队,在对墓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中,也发现了一些晋侯铜器。今就所知晋侯铜器铭文,提出几个问题加以讨论。

次仁玉珍、张宗显同志: 你们好! 《西藏民俗》第一期早已收读,很好!我早已将征订单给了中文系资料室,希望他们订一份,图书馆及社会学系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所也是需要的。民俗的内容很广,举凡衣食住行、农工商业乃至社会组织、制度等均包括在内,刊物题材尚可扩大,俾使刊物更贴近人民生活,当可受到人民喜爱而扩大发

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 《文心雕龙》称北方早出的《诗经》为“辞约而旨丰”“事信而不诞”,是质朴的“训深稽古”之作;称南方后起的《楚辞》则为“瓖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并将此“奇文郁起”的原因归于“楚人之多才”,多少接触到地域与文学的关系。唐代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有意比较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文风的殊异: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泳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他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参预文学风格的形成,这一看法对后世文论家影响甚大。到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则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认作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他们都把文学品种、风格的生成与地域条件挂起钩来,考察地域带给文学的影响,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