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遇到的是“文化的定义”问题,据说有一百多种定义;其次是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问题;第三是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问题;第四是对文化思想的诠释问题;第五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关系问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问题当然都是要在大量掌握材料和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认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有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话。齐侯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按:“据”指梁丘据,齐侯侍臣)。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

本文探讨了文化交流中的双向选择、异地发展、单向流向、“拿来主义”和“送去主义”的态度、以“解释问题”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文化自觉”等等问题 ,阐析了 2 1世纪将形成新的文化轴心时代 ,将出现全球意识观照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的局面 ,跨文化和跨学科文化研究将成为 2 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 ,众多思想群体将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

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因此文化上的异地发展也可能是单向 流向的,真正的文化交流是要把自己的优秀文化送出去,我们应该把“中国文化”作为“对象” 来进行系统的、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照中国文化书院的惯例,我们的导师80岁、85岁、88岁(即米寿)和90岁以上时,总要为他们开一个盛大的祝寿会。今年正好是周一良先生的"米寿",中国文化书院于9月16日在友谊宾馆的聚福园举办周先生的祝寿宴。周先生患帕金森氏病已多年,我们原估计他不一定能来参加宴会,先期给他送去了蛋糕和鲜花,表示大家对他的衷心祝贺。想不到那天周先生竟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儿子和儿媳陪同,艰难地前来

新轴心时代的文化无疑是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得到发展的 ;新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时代 ;2 1世纪将是精英哲学与大众哲学相结合。中国哲学必须在发挥自身固有的内在精神的同时大力引进西方哲学 ,以便跟上当前世界哲学发展的总趋势而成为新轴心时代的哲学重镇。

本刊两年前谈到改版时 ,希望今后将“解释原则的创新”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和本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用稿的最高标准。这个标准显然是很“原则”的。本期开辟的“中国经典解释学研究”专栏 ,希望能对狭义“解释学”(中国经典解释学 ) ,进而对广义“解释学”(包括其它的解释学 )的研究与批判 ,注入新的活力 ,从而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解释原则的创新。

1947年元旦胡适给我父亲写了一封短笺,现抄录在下面:"锡予兄: 沈崇案完全胜诉,被告强奸罪成立,敬闻。适之丁亥元旦" 说起运封信的保存,纯属偶然,在"文化大革命"初,为了怕惹事,我把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熊十力等等先生给我父亲的信通通烧了。那么这封胡适的信(照片)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正好1947年元旦那天我的同学狄源沧到我家,我在父亲桌上看到了这封信,狄兄会照相,我就请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的“道始于情 ,情生于性”是先秦儒家的重要命题 ,它揭示了以家庭亲情为本的先秦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的根据。本文进而分析了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先秦儒学的“性静情动”说较之以往的“性善情恶”说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本文接续对“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的讨论 ,认为即使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得出确切的回答 ,但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起码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的内容。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方式 ,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 ,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 ,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 ;此外 ,还可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 ,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等。由此可以看出 ,“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算起来我在北大的时间加起来有四十多年了,因此称我是"北大人"应是没有问题的。要问我在北大生活得最愉快是哪一段时间,我会说是1946至1951年,在沙滩的北大。虽然那时生活很苦,我们在食堂吃的是高粱米饭,菜的质量

孔子时代是一个存在着严重“道德危机”的时代 ,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文化道德问题更多、更复杂。孔子思想对于建立“全球伦理”可以提供极其有意义的资源 ,如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可以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所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