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性质与作用问题上，美国一直存在着三种主要观点：（１）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论；（２）多元主义者的功能论；（３）马克思主义的结构论。通过对７０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处理克莱斯勒公司破产危机问题的案例进行详细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上述三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其中，结构论相对更切合实际一些。

从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到1957年1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止,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坚持推行对华贸易禁运的政策,而且还多方阻挠其他国家放松对华贸易限制。许多年来,美国政府的这一作法一直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既然美国政府的目的是反华反共、既然当时冷战的气氛笼罩着东西方,特别是中美关系,那么,美国政府似乎只会采取这样一个政策。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中国的对外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与外部世界有着如此广泛的联系,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从来没有如此密切,这一关系也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

近几年,中国和苏联都开始强调把国际对话与合作作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式.这一新提法无论在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政策里,还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已构成中苏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比较中苏外交思想的变化,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第一,中苏两国对国际关系现状的估计比较一致.两国领导人都承认,核毁灭的威胁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状况是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现实.核毁灭的威胁迫使人类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减轻和消除这一威胁,而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特征又使得这一努力不得不

本文试图证明这样一个论点,即如果拉丁美洲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对外关系不发生质的变化的话,这些国家将无法摆脱它们对其他国家的依附。我们将展示,这种依附关系服从于一种同时具有国际性质和国内性质的结构。这一结构导致了这些国家开发不足的状态,或者更

一、引言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有现代国家以来,外交就是国家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现代科技与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各国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世界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已成为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的内涵也愈来愈丰富,外交在确保国家安全、加速政治与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只要对文革以来中国外交在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战略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稍加回顾便可见一斑。

1954年12月,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在很大程度上固定了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三角政治关系,对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条约签订的内幕鲜为人知。近年来由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终于使人们有机会了解这一重要历史片断的真实情况。这些文件向世人表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产生过程是曲折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当时微妙变幻的中美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文件和当时的历史情况加以分析,向人们重新展现这一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