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Year: 2006

<正>美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学家阿尔伯特·奥托·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70年曾经出版过一本小书,叫做《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从分析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些事实入手,提出了—个饶有兴味的论断:当用户对企业不满、或选民对国家政策产生抵触的时候,他们存在三种选择。他们可以离开(exit),可以表达自己的抱怨(voice),也可以保持沉默、继续忠诚于企业和组织(loyalty)。

在该文中,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最适宜(优)的技术结构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的技术结构,那么这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每个劳动力的人均产出上的差异就会变得最小.进一步地,如果发展中国家选择最适宜的技术,那么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变迁的成本上比发达国家低,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我们可以得出发展中国家可以收敛到发达国家的结论.

(一)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20年经济翻两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过去的26年间,我国经济实际年均增长率高达9.4％,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了10.3倍,远高于按每年7％来增长的5.6倍;外贸年均增长16.7％,增长了56倍,到2004年底,我国成为全世界第3大贸易国;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4年的 2610万.尤其是在"十五"期间,我国战胜了非典疫情,克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迎接了加入

温州模式曾经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楷模。但是,以史晋川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温州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疑问。他们的疑问集中在温州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密切的非正式关系上,认为这种关系妨碍了温州吸收外来投资,并将一部分企业从温州挤

<正>该怎样处理道德意外领导人会犯错,无法达致理想,有时,尽管他们作了最大努力,仍然会失败。这并不是说他们缺乏道德准则,只是因为他们也是凡人。然而,当领导人陷入失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判定,这失败是孤立的一幕,还是意味着更加严重的问题?

管理活动源远流长,自古即有,但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具有自己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则是始自20世纪初以“泰罗制”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管理科学的起点和基础,而管理科学是科学管理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于中国既缺乏科学管理的熏陶,又缺乏管理科学的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是受西方的影响而产生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阿拉伯世界世俗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首先在阿拉伯基督教信徒中间产生,并为阿拉伯基督教信徒和穆斯林共同发展。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世俗化运动,使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土耳其以其世俗主义模式影响了阿拉伯世界,很多阿拉伯国家随之走上世俗化道路。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兴起,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以其伊斯兰革命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作为对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回应,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进入了第二阶段,福阿德·宰凯里亚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正>当今工商领域中的首要问题就是盈利。1998年,美智管理咨询公司的两位副总裁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和大卫·莫里森合作出版了《发现利润区》一书,提出了“利润区”(profit zone)的概念,这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商业环境的巨变存在着明显关系。从前的规矩是:干什么行业都赚钱,市场份额的垄断者赚最多的钱。今天,暴利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经济地图

<正>大多数人都认定,成功的领导人具备过硬的道德准则。但什么才是领导人的好的道德准则呢?给出定义在此帮不上什么忙。道德准则基本上指的是一套用以指导行为的价值和原则。但这一定义不能够告诉我们是什么构成了好的道德准则,对领导人如何发展出这样的道德准则也语焉不详。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求教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一位叫做奥康库(Okonkwo)的非洲部落领袖。尼日利亚作家契努阿·阿凯比(Chinua Achebe)在《碎裂》这部小说中讲了他的故事,该作品被誉为“非洲小说的原型”。

<正>奥康库的最大败绩为了了解领导人的良好道德准则是否能够应对变化和动荡,我们需要仔细地阅读一下《碎裂》这部小说。这种严肃文学触及了生活的挑战与磨难,刻画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性格磨炼,因而具有非凡的价值。奥康库的跌而复起的奋斗故事已经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他的道德准则的事情,但他的失败告诉了我们更多。

<正> 陈凯歌与胡戈两人一台戏,但戏里有一个巨大的蹊跷:两个主角的实力悬殊显而易见——《无极》片长两个小时,阵容强大,场面华丽,构成中国电影历史上最大的投资;《馒头血案》只有20分钟,其创意、制作、配音全部由胡戈一人完成,从构思剧本到完成全片,仅花了9天时间,成本是一个人两台电脑和一套视频软件。但从网络的传播效果上说,胡戈却毫不逊色于陈凯歌,他亲眼看着《馒头血案》的搜索排名逐渐超过本尊《无极》。这样鲜明的对比,促使我

高校定位也许可以通过制定首都高等教育整体规划来进行.这一思想受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美国加州高等教育整体规划(A Master Plan of California Higher Education)的启发.该规划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和加州初级学院三个部门的功能定位,使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得到有效改善,满足了平等与追求卓越的关系.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尼尔·斯梅尔策(Neil Smelser)认为该规划是"20世纪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两三个高等教育改革之一";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西(John L.Hennessy)认为,由于该规划而使加州"建立了让全世界都羡慕的教育制度".当时美国高校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与我国目前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高校功能定位不清、院校之间无序竞争、高等教育财政紧张等.目前,北京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可能更特别、更困难,如存在部委院校和市属市管院校这种二元管理结构,高层次、学术型院校密集而职业技术院校和短期高等教育相对薄弱,高校地域分布不平衡,等等.但在一个有着多元利益格局和大学自治传统的西方社会尚且能制定出地区性的高等教育整体规划,我们就更没有理由对制定类似的规划失去信心.

4月26日,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以"高等教育:新形势下的机遇、改革与创新"为题举办了一次论坛.论坛由民盟北京大学委员会主委鲁安怀主持.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和副主席王维城参加了这次论坛.

该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创新.体制创新首先通过改变分配关系,打破原有的平衡关系,激励竞争和提高效率,使经济活跃起来.但也应该看到,随着以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反映的经济增长阶段的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失衡(如地区、城乡、行业和收入分配失衡等)开始显现并逐渐扩大,解决这些失衡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文章提出,中国应该从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逐渐过渡到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使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从宏观管理上看,需求管理、供给管理和社会综合管理的结合则是这种科学发展的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