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古典学谱系中，文献学（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被视为是可承载古人完整思维与意念的主干资料体系，并可以就其内容进行较缜密的辩证与分析，除可梳理真伪、提炼意义与思想精华，从真善美等层面了解古代文明。当时学者普遍认为铭刻学等辅助学科（Hilfsdisziplinen/Hilfswissenschaften），细节丰富卻庞杂，缺乏可依仗的诠释逻辑，得仰赖与文献的偶然契合，才能产生历史意义，用途上仅能补充、增补书写文献的不足，较无法建构用铭刻资料为主的研究体系，而铭刻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从采集分类开始，并就字母文句、版面范式等归纳分析，然后就残泐处填补注释的工作，技术型倾向重。但是，铭刻收录、整理、分析、评论的技术与方法不断演进，铭刻学的地位也有所改变。普鲁士皇家科学院（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推动的《希腊铭刻》（Inscriptiones Graecae）以及《拉丁铭刻汇编》（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两套大型的铭刻汇编计划，将原本一位铭刻学者穷尽一生都无法遍览的铭刻，用科学、传真的方法采集后，依循地理与时间两个主轴，以分类法将铭刻整理归类，佐以技术批评分析，彻底改变了学界对于铭刻是零散琐碎、不成系统、仅能填补书写文献空白的刻板印象。随铭刻学研究发达，如《铭刻通讯》（Bulletine Epigraphique）、《希腊铭刻增补》（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铭刻学年汇》（L'Année épigraphique）等增补类刊物，以及多种以数年为一期的铭刻研究回顾专论，系统性整理新出土的、或学界每年正在讨论的铭刻。另外，两个大型的拉丁与希腊铭刻集成计划在1992年新成立的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和人文学院（Di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领军下，继续推动采集汇整框架的运作更新，类似的模型也在各国家的研究院和大学复制，让铭刻资料除了在数量与质量、时间纵度与空间广度不断增加外，还建立了庞大的索引与关联性系统，就不同的主题、人物、地区、关键词等，做细部的深入研究。二十世纪间，铭刻学已自成一格，与书写文献形成两套互补的系统，重要问题如雅典霸权兴衰、地中海宗教和社会集体之发展、地中海地区王国与帝国的实际运作等，都与铭刻学发展息息相关。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全面梳理铭刻学的主要著作和知识积累，而是要问西方铭刻学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是什么，而学者们又发展出何种解决的方法和尝试。本文第一部分检视近代国外学界对西方之古代铭刻的研究传统与发展的经验，并于第二部分讨论铭刻资料采集、汇编、运用的实例，并特别就近来铭刻学研究从语言（verbal）到非语言（non-verbal）甚至铭刻文化（epigraphic culture）的研究方法转向，提出关注。有鉴于西方“古典学”的语义在当今不仅仅是西方人再是传统上理解的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研究，而是被理解为拓展到了对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欧洲的研究（Classical and Medieval Studies），其范围一般也会包括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有非常重要作用的拜占庭文明，本文在研究实例部分将有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