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Type: Miscellaneous

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如果企业发展太快,信任的积累跟不上,一定会出问题.

企业是由企业家创立的,但是企业的成长和持续发展则依赖于企业的职业化管理队伍的形成.职业化管理队伍形成的关键是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该文将职业化管理定义为企业内部的"法治",从企业内部制度设计和外部环境建设两个角度分析了如何建立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文章还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制和郡县制与企业的家族管理和职业化管理的类似性,认为,当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冲突超过感情纽带所能承受的范围时,由于惩罚的不可信,家族成员未必是最值得信赖的.文章还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对现代企业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权力的转移和责任的转移一定要同步.如果不同步,给了权力没有相应的责任.这种制度造就疯子.只有疯子犯了法你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反过来人家履行了责任,你不给人家好处,造就傻子.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引领着数位知名中国企业家,怀里揣着并非标准的答案,进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话题,共同去“忏悔”、共同去许愿,这在十年前的中国企业界,是难以想像的。 当然,你知道,这一幕场景就发生在年会第二场论坛上。被视作中国企业家中最杰出代表的柳传志,为什么搁置了其他七个经营管理领域的重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现象发生,这是理论界一直在探索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产权结构?还是企业前后期投资的时间不一致?作者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同解释,明确指出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政策性负担是其根源.该文不仅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背景,也利用工业普查资料运用模型进行了分析,证明了其观点.

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影响巨大.利用保单类别噪音模型进行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获得一个良好的均衡结果,保险公司应对保险代理人保持适当的怀疑,将保单质量与代理人的报酬给付联系起来.进入门槛抑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关键在于保证一个可置信的威胁,最优均衡的达到有赖于外部力量,这就要求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支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应当集中管理,统筹使用。”我国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取以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为依据,以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为上限,保险保障基金采取事前筹集而非事后分摊方式进行提取,计入当期损益,起到税盾作用。保险保障基金在尚未使用之前,作为一项负债,由保险公司集中统一核算,形成了由单个保险公司(而不是整个行业)集中使用、统一管理的运作模式。然而,当前我国保险保障基金会计处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严重问题。

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投资已成为保险业正常运行的支点,是保险业必不可少的利润增长点.国外学者们在该领域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而相对而言,国内对保险投资风险的研究则非常匮乏.鉴于保险投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该文将对国外关于保险投资风险的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整理与评介,以期推动我国保险业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

企业改革跟社会信任有关系。为什么呢?国有企业赖账,主要是产权不清楚。假如一块地是公共牧场,都是草,随便放羊。肯定谁放得多、放得早,谁占便宜,但损失得由全体牧民承担。公共牧场原理说明产权必须明确。产权明确就知道了谁该管哪一块地,该放多少羊。如果产权问题不解决,社会信用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制衡和效率、制衡和信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信任和制衡是联系在一起的。制衡就是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避免最大的效率损失。制衡机制的建立是社会信任的表现。制衡可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保证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没有制衡,就没有真正的信任,因为信任度是可变的。从改革开放之后,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方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的历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家族责任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

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富于效率的.然而,对中国古代长久存在的连坐和保甲等制度,学界普遍持有批评态度.该文应用现代激励理论,对这些制度中蕴含的激励原理和连带责任及其施行的不断改进做了剖析.在早期国家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连坐和保甲制度属于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方式.在"小政府"的前提下,连带责任有效地利用了分散化的信息,对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探讨了这些制度的边界、作用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的影响,并对现代中国法中的显性和隐性连带责任做了探讨.该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法律制度应该随信息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一方面,信息化改变了过去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约束条件,对社会结构稳定诸多方面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信息化赋予发展的巨大机遇,使我国有可能在促进技术扩散与应用,组织结构创新等方面,发挥追赶者的后发优势.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深刻命题。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为党的建设、特别是处在执政地位的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把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是基于对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我们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求得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职志,这是一个目标崇高、没有私利的党,一个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党,因而能够把民族中的优秀分子集合在

1993年 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希望能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 ,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文提出四点看法 :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 ,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 ,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 ,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 ,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 ;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 ,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 ;“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 ,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 ,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