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本文聚焦罗马元首制时期刊刻于马其顿贝瑞亚城（Beroia）的一则行省总督政令（EKM I. 7）以及其中提到的水力驱动生产设施，并从《政令》来看行省总督面对水资源和相关生产设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意义时，治理视野可能产生的变化。在此所谓的治理视野，是考量位处高层的中央政府派员介入地方治理问题时，出于资讯不对称以及显贵政治主导的地方政治形态所会产生的迷雾效应，必然会面对的治理障碍。这种治理视野的限制在希腊语区容易出现，因为有许多城市获得罗马中央政府特许，能够维持相当高度的自治。例如小普林尼《书信集》第十卷第47篇写到，当他要检视阿帕美亚（Apamea）的收支与债务时，即便全城都想配合，但没人知道应该要怎么配合，因为长久以来，他们就是在特许状态下，用自己的方式管理城市。本文希望以总督对地方问题认识有限的假设为出发点，讨论马其顿省贝瑞亚城在爆发治理危机时，行省总督如何看待该城所拥有的比较完善、且具有特殊经济效益的水力驱动设备和水利设施。

［目的/意义］探索不确定环境下公安情报理论体系。［方法/过程］分析当前公安情报理论发展面临的不确定环境及不确定环境下新出现的公安情报现象和公安情报问题，反思公安情报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重新定义不确定环境下公安情报和公安情报过程。［结果/结论］提出应当分别从知识、组织、活动3个维度，借鉴复杂系统理论、信息论、社会计算科学、赋能理论等，实现不确定环境下中国公安情报理论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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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特文学是由出身原“贱民”种姓的印度作家书写的、富有抗争精神的文学，是少数具有广泛跨语种影响力并受到学术界关注的印度本土文学现象。20世纪末，以根植于安倍德卡尔思想的“达利特意识”为核心概念的达利特文学批评与新一轮达利特自传文学创作浪潮相伴而生。翁普拉卡什·瓦尔密齐的自传《剩饭》便是一部践行达利特意识的经典作品。它以具有丰富政治、文化内涵的达利特意识为理论工具，深刻揭露了达利特所遭受的经济文化双重压迫，呈现了达利特的抗争史，进而全面、深刻地批判了印度主流文化叙事。这反过来也充实了达利特意识的内涵，赋予了达利特文学更大的抱负和力量。

基于某顶尖大学2008-2017年十届博士毕业生的行政管理与科研发表追踪数据，通过定量为主、质性访谈为辅的分析发现：贯通式培养博士的科研创新能力呈现动态增长趋势，且直博与硕博连读两类贯通式培养在不同阶段与不同学科呈现差异化特征。在理工科领域，两类贯通式培养博士的科研创新能力均显著高于本硕博分段式培养博士；而在人文社科领域，直博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在博士教育期间与进入学术职业后均显著更低。因此，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发展需考虑学科差异，并遵循学生成长规律。

［目的/意义］跨学科研究能从知识和组织上摆脱单一学科桎梏，创造性地解决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复杂问题。然而，目前情报学中对于跨学科性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度量指标方面，鲜有研究从概念和理论层面进行归纳、梳理和阐释。文章从范式的角度理解跨学科性的内涵，以期在理论上弥补现有跨学科性研究的不足。［方法/过程］先对范式的概念进行梳理，从分化、同化和消融三个角度理解范式转变的过程，并归纳梳理范式的特性。随后，定义跨学科性的概念与内涵，并从知识重组与创新、学科建构与解构的视角理解跨学科性与范式之间的联系。［结果/结论］从知识重组与创新的视角看，跨学科研究是范式同化、范式分化和元范式等概念的重要体现；从学科建构与解构的视角看，支撑跨学科研究的机制即是对原有学科范式进行“破旧立新”。情报“道”未变，“术”“典”有专攻，范式宜入境，事业常为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本文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