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废水处理系统被认为是水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ARGs)的重要污染源.为探究ARGs在废水处理系统中的分布特征和去除情况,选取某精细化工园区内的制药废水处理系统和园区综合性废水处理系统,使用PCR和实时荧光定量PCR对不同处理单元中ARGs的存在情况和丰度变化进行研究.在两个系统进水中分别检出了10种和15种ARGs,其中以四环素类和磺胺类ARGs居多,并首次检出了dfrA13基因.进水中sulⅠ和sulⅡ基因的丰度最高,随后依次是dfrA13、tetQ、floR、tetO和tetW基因.制药废水处理系统使总ARGs浓度上升了0.21个数量级,出水汇入园区综合性废水处理系统再次处理,其对综合性废水处理系统进水中总ARGs的贡献率为5.05%.综合性废水处理系统使总ARGs浓度下降了1.03个数量级,残留ARGs同最终出水一起直接排海,对近海环境中微生物群落的潜在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劳动力的空间自由流动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对中国而言，自1978年以来，近4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的机制是成万上亿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部门的宏大变迁。随着中国劳动力增量的逐步下降甚至为负，如何盘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挑战。文章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2002和CHIPS2013），从教育的外部性视角系统分析了农村地区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否会促进当地农民外出就业。研究发现，平均教育程度的增加对外出就业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力。首先，农村地区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当地企业的发展，进而抑制当地农民外出；另一方面，当地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会增强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促进作用，进而促进当地农民外出就业。因此，农村地区平均教育程度对外出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当地企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当地的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强弱。文章最后使用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研究发现。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农村地区的发展政策可能也要因地制宜。对当地企业发达或有潜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可能提高农村教育和相关技能培训，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更好；而对其他地区，可以完善农村社会网络，增强乡民联系，以更好地促进农民外出。

文化针灸是粉丝行动主义的一种模式,由粉丝行动主义组织"哈利·波特联盟"创始人安德鲁·斯莱克于2010年提出,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将其发展成一个学术概念。文化针灸的实质是一种以流行文化联系社会议题的策略,它是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此种策略运用大量粉丝技术以汇聚注意力,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对话与动员。

<正>世界"永远在线"、消费者变成"无线人类",机会在哪?生活中我们都有这种亲身体会,比如坐飞机刚落地到目的地,你会看到所有人第一个动作,一定是马上掏出手机打开,开始跟各种各样的人联系。但其实,你跟这个世界中断联系也不过就是两三小时。如果坐越洋飞机,与世界"失联"的时间可能是8小时到10小时或更多。可是,你会发现自己有极其强烈的要和这个世界重新联系的欲望,这种欲望强烈到什么地步?

文章简要分析了智能信息技术的概念,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智能信息技术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论述了人工智能的分类、简史及其与决策的关系;追溯了情报学与人工智能的内在联系演变情况,阐明了新形势下情报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定位;梳理了2016—2017年度世界主要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的战略制定、行业应用、科学研究等进展,探究了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发展趋势展望;在情报学兼顾发展与安全进行学科重塑和融合的大背景下,结合近年来大量国内外的实践案例,从基础理论、实践应用、专业教育等方面分析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情报学的影响,建议明确"醒得早、看得远"的学科定位目标,以情报的感知、刻画与响应为抓手,创新发展中国情报学术建设。

生物膜是微生物细胞粘附于材料表面的群体性生长方式。在实践应用中,有目的地调控微生物在材料表面的成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概述了生物膜在材料表面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综述了材料表面的电荷特征、亲疏水性、形貌模式和功能性化学修饰等物化特性对细胞粘附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并介绍了目前在不同实际应用场景中抑制成膜和促进成膜材料的研发现状。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在罗马加冕称帝,在欧洲西部复兴了罗马帝国。如何选择帝号、如何获得合法性,是时隔三百余年之后复兴的西部帝国所必须要面临的重大挑战。查理曼如此,他的后代们也是如此。因为分割继承的传统,帝国的疆域变动不居,总体趋势则是越来越小。至9世纪中叶,皇帝路易二世实际上仅仅控制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此后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控制罗马城的加洛林王室成员即可称帝。在这个过程中,对罗马教宗的控制与依赖,携手并进,使得加洛林帝国实际上演变为神圣罗马帝国,即依靠加洛林统治者在罗马被罗马教宗加冕,成为名副其实的正宗皇帝。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复兴的西罗马帝国还属于自4世纪末开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漫长进程中一个独特的阶段。

泰戈尔的《格比尔百咏》英译本出版后反响巨大,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种外语。它为格比尔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更改变了格比尔研究的方向,推动了印度国内印地语学者接纳、认同格比尔在印度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该译本是泰戈尔在孟加拉年轻学者查克拉瓦蒂和英国作家安德希尔的帮助下,根据森的四卷本《格比尔》选译,其底本主要源自格比尔诗歌的西传本,继承发扬了格比尔文本传统动态发展的特点,更好地反映了格比尔诗歌在当时的流传演变情况。因此,泰戈尔《格比尔百咏》英译本成为了中世纪印地语诗人格比尔诗歌庞大文本传统中极具重要意义的一环。

《格比尔百咏》是泰戈尔翻译的中世纪印地语诗人格比尔诗歌集,也是泰戈尔唯一一部翻译他人诗歌的译著。泰戈尔对格比尔诗歌的选译是一个高度能动、富有创造性的过程,他强化了格比尔诗歌中对内在神爱的表述,弱化了格比尔诗歌对外在瑜伽修炼的推崇,并将格比尔置于印度神秘主义思想史叙事之中,帮助这位出身卑微的诗人在日后的印度思想史叙事中占据关键位置。因此,《格比尔百咏》实际上是泰戈尔以自己的神秘主义思想对格比尔的重新解读。该译作应被视为泰戈尔诗歌创作和宗教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堪称泰戈尔成名作《吉檀迦利》的姊妹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