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保险代理人的管理影响巨大.利用保单类别噪音模型进行的理论分析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为获得一个良好的均衡结果,保险公司应对保险代理人保持适当的怀疑,将保单质量与代理人的报酬给付联系起来.进入门槛抑制道德风险的作用关键在于保证一个可置信的威胁,最优均衡的达到有赖于外部力量,这就要求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的作用应进一步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支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应当集中管理,统筹使用。”我国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取以保费收入的一定比例为依据,以资产总额的一定比例为上限,保险保障基金采取事前筹集而非事后分摊方式进行提取,计入当期损益,起到税盾作用。保险保障基金在尚未使用之前,作为一项负债,由保险公司集中统一核算,形成了由单个保险公司(而不是整个行业)集中使用、统一管理的运作模式。然而,当前我国保险保障基金会计处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严重问题。

在当今许多发达国家,投资已成为保险业正常运行的支点,是保险业必不可少的利润增长点.国外学者们在该领域进行了很多相关研究,而相对而言,国内对保险投资风险的研究则非常匮乏.鉴于保险投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该文将对国外关于保险投资风险的文献进行系统性的整理与评介,以期推动我国保险业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

企业改革跟社会信任有关系。为什么呢?国有企业赖账,主要是产权不清楚。假如一块地是公共牧场,都是草,随便放羊。肯定谁放得多、放得早,谁占便宜,但损失得由全体牧民承担。公共牧场原理说明产权必须明确。产权明确就知道了谁该管哪一块地,该放多少羊。如果产权问题不解决,社会信用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制衡和效率、制衡和信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信任和制衡是联系在一起的。制衡就是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避免最大的效率损失。制衡机制的建立是社会信任的表现。制衡可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保证整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没有制衡,就没有真正的信任,因为信任度是可变的。从改革开放之后,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方民营企业家族式管理的历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家族责任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

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而且往往是富于效率的.然而,对中国古代长久存在的连坐和保甲等制度,学界普遍持有批评态度.该文应用现代激励理论,对这些制度中蕴含的激励原理和连带责任及其施行的不断改进做了剖析.在早期国家的控制能力低下以及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连坐和保甲制度属于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方式.在"小政府"的前提下,连带责任有效地利用了分散化的信息,对维护国家的大一统以及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文探讨了这些制度的边界、作用以及它们对中国历史上相关制度的影响,并对现代中国法中的显性和隐性连带责任做了探讨.该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信息成本是决定法律制度有效性的主要因素,法律制度应该随信息成本的变化而变化.

一方面,信息化改变了过去我们所面临的一些约束条件,对社会结构稳定诸多方面带来挑战;另一方面,信息化赋予发展的巨大机遇,使我国有可能在促进技术扩散与应用,组织结构创新等方面,发挥追赶者的后发优势.

<正> 企业一线员工是塑造品牌的关键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SAS)总裁简·卡尔森将公司普通员工与顾客的接触称为"严峻的考验"。他说:"公司每年有1000万乘客,平均每个乘客要与5个公司雇员接触。因此,航空公司的形象便是1000万乘5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每年要经历5000万次‘严峻

<正> 新近出事翻船的上海大亨周正毅,是一个兼做娱乐版明星和财经版富豪的两栖人物。翻翻近两三年的报纸就知道,这个人称“上海首富”的42岁男子,是香港狗仔队的热门人物,其名字一直和豪宅、香港女明星、法拉利跑车等奢华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使我想起香港《信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张立,曾经直言不讳说过的一句话:

<正> 虽然皇马已经带着刚刚从曼彻斯特联队转会的贝克汉姆离开了中国,但这阵旋风却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小贝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运动员之一,而他此前效力的曼联队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体育实体。他们的球迷据说有5300万人之多。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论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深刻命题。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为党的建设、特别是处在执政地位的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把党内民主视为党的生命,是基于对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我们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求得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职志,这是一个目标崇高、没有私利的党,一个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党,因而能够把民族中的优秀分子集合在

1993年 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希望能在不同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 ,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文提出四点看法 :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 ,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 ,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 ;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 ,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 ,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 ;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 ,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 ;“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 ,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 ,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

古人将文人的著述称之为“立言”,并同“立德”、“立功”相提并论,想来颇受启示。原来一般认为,著述的基本功是“阅力”(多读书)、“脑力”(勤思考)和“笔力”(善写),往往忽视古人早就强调的“心力”。著述同干大事一样,不尽“心力”是不行的。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傅山先生深有体会地说过:“著述须一副坚贞雄迈心力,始克纵横。”何谓“心力”?见仁见智。我想总离不开志气和毅力,坚持创新精神。我从教40多年,自觉“内力”不足,“功力”不硬气,所以著述不丰;但有一个优点,严肃对待“立言”,多少具备些创新的意志和毅力,即“心力”。由于底蕴欠厚,又涉猎不广,孤陋寡闻,究竟是否真正“创新”,还难以搞准。准不准也说,算是“孤芳自赏”吧！

文章着重阐释了全球化时代给予中国文学研究带来的正面影响,指出该时代给中国文学带来的负面作用,明确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