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仍处于健康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疾病谱和死亡谱蕴藏着庞大且复杂的人口健康安全风险,为我国公共卫生带来巨大的挑战。本文从制度优化的角度提出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与需求的"人口健康报告制度",并从人口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结果发现健康报告制度的提出是人口健康监测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当前公共卫生制度与服务体系发展处于"制度均衡"向"制度非均衡"的转折以及进行制度创新和优化的重要体现,其直接收益包括经济上成本的节约以及人群覆盖产生的数据与信息收益,间接收益包括通过健康报告制度产生的人群健康效益,即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

      数字时代悄然来临，数字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战略，而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内在要求。基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等相关内涵及发展态势的研究，从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三个维度，构建衡量区域数字生态发展的测评体系，并创新性地应用大数据分析方法，依托全国领域内代表性机构海量数据研制的分项指数，运用熵值法综合测算2020年中国数字生态指数。通过全面、深度刻画中国省级和城市级不同地区数字生态的发展水平、驱动模式、区域格局、发展韧性等基本情况，为各地发展数字生态、落地数字中国战略提供决策支持。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并使之成为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各地数字政府的建设也进入快车道，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综合政务信息化普遍发展。普惠金融、数字乡村等领域的发展也极大促进了数字社会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开放、数字人才创新、网络信息安全等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也逐渐引起重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对产业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等领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数字技术具有显著的跨界融合、价值溢出、网络效应等特征，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乃至数字政府等发展之间密切关联、相互影响、难以剥离，从整体上构成了更为宏观的数字生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这是“数字生态”概念首次出现在国家战略规划文件中。因此，仅仅衡量数字经济规模已不能够全面评估数字中国的建设水平，数字中国需要从更为宏观和广阔的数字生态视角进行评估，对现阶段中国不同地区数字生态发展格局进行整体上和系统性比较分析更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相关指数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或智慧城市的角度来探讨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作用与意义等，尚无一套从“投入→转化→产出”逻辑构建包含数字经济、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等内涵的数字生态指数。自2019年起，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国家工程实验室”）研制并于2020年首次发布“数字生态指数”，以多源、多方、多维、多视角的动态方式和大数据的手段对各地数字生态进行全面、充分和精准刻画。本文旨在介绍数字生态指数的指标构建、测算方法以及全国数字生态指数分析，从而将分散在不同领域的指数研究进 行综合，为国家数字化全面建设尤其是数字中国战略落地提供指数工具与决策撑。

为了探究中国科学院的产学研合作网络特征在其科技成果转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本研究以基于专利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数据为样本，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企业-科研院所”“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大学-科研院所”合作网络，并通过回归方法进一步探究网络特征对其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产研合作网络中，中国科学院的加权度中心度与结构洞对其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学研合作网络中，中国科学院的加权度中心度对其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其占据的结构洞对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产学研合作网络中，中国科学院的加权度中心度与其占据的结构洞均对其科技成果转化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本研究可对增强中国科学院及其他科研院所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实践、提高其科技成果转化绩效提供新的决策参考。

考察各国内部的数字治理格局，在认清现状的基础上，厘清其各自的内在生成逻辑，对于中国更好参与国际数字化发展而言至关重要。文章利用数字生态视角对中国、美国、欧盟（以下简称“中美欧”）内部数字治理格局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阐明中美欧各自的数字生态发展模式，并分析发展模式与其数字规制体系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美国形成全要素领先的发展模式及以鼓励创新为核心的规制体系；欧盟国家多元的发展模式影响欧盟层面形成了以市场建构为核心的规制体系；中国的发展模式表现出应用驱动的特征，规制体系以发展与安全为双核心。文章据此对中国如何优化调整自身数字规制体系，转型升级自身数字生态发展模式提出建议。

发展数字经济和扩大数字贸易是中国抢占全球发展制高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的内在要求。明确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的位置，特别是厘清中国相对于美国和欧盟的 优势与劣势，对于研判中国数字经济的“双循环”发展趋势至关重要。在梳理数字经济与贸 易的概念内涵及测算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权威数据进行多重比较分析，从规模格局、 结构格局、动态格局、竞争格局以及依赖格局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贸 易处于“大而不优、快而不先、盈而不赢”的状态。据此提出全面优化数字经济结构、在电 子设备制造业扬长避短、在信息服务业培育新势、在数字媒体业扭转劣势等对策建议。

[研究目的]产业地图的概念,源自于情报刻画的理念和工具在产业技术相关情报工作中的应用。其资源建 设面向产业本身,将专家智慧融入到数据采集与加工阶段,把无数细碎线索汇聚成刻画产业的数据,对于科技情报 工作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研究方法]产业地图的概念界限尚不清晰,与情报工作的关联亟待厘清,支撑其研究的 数据资源相对匮乏。该文基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等相关概念,面向科技情报工作厘清产业地图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 讨论产业地图的应用和推广价值。在此基础上,设计产业地图资源建设方案,提出其方案的建设原则和资源内容, 构建其采集、更新、维护和分工协作的运作模式。[研究结论]产业地图概念渊源的梳理,情报价值的分析,资源建设 的构想,打破了传统文献计量和描述性统计的局限性,有助于科技情报机构情报能力提升研究,呈现更加全面、细致 的产业情报。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一个重要但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同于以往从宏观视角进行的研究,该文以某初中10名随迁子女使用智能教学系统进行学习的个案为例,通过对学生和家长的深度访谈,探究在日常的教学层面这一特殊群体所遇到的排斥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访谈发现:家庭有限的经济能力和学校有限的师资阻碍随迁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班级成员构成的复杂性和沉默的师生交流更加剧了他们所受到的排斥。对于这些主动的、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学习者来说,各种以低成本、高性能的独特优势出现在日常情境中的技术产品,成为了其改变现状、向上流动的抓手。智能教学系统以其个性化的教学模式、独特的师生交流方式和低廉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随迁子女所面临的问题。

本文从区域性视角，讨论罗马时期马其顿省的共同体发展情形。以下首先简短介绍本文脉络中所谓的"共同体"和区域性为何，再介绍以马其顿地区的共同体视野，看马其顿行省如何经由这类城际的、社群间纽带联系的组织，形成互联相依的行省整体。考量若干学界长期以来对罗马时期共同体的研究与观察角度后，本文从铭刻的地理联系网络视觉化，来塑造马其顿共同体在帝国时期所呈现出的地理纵深，并从承担马其顿共同体公职的显贵所能展现的实际作为，来描绘此机构在帝国时期对于区域性的影响力。本文还考虑了马其顿共同体在公职选拔、发布褒扬令的地理纵深、共同体钱币流通的广度，说明此组织的区域性特质。本文分析显示，马其顿共同体虽然在罗马击溃马其顿王族、消灭王权势力后，一并受到打击，但从铭刻证据来看，不论是共和时期还是帝国时期，王国体制下的马其顿各级组织都无法不以某种罗马中央政府允许的方式集会、议事。到了帝国时期，这种必须进行的年度聚会转化为爱琴海地区常见的共同体形式，以元首和皇室等中央政府和权力核心为号召，系统性地进行跨城、跨地域的区域性祭司与庆典活动。承担马其顿共同体公职的显贵，厉害者若如皮松之类，则近乎重新再见马其顿王的格局，不仅承担罗马中央政府期待的仪式性花费，还自费投入基础建设、缴纳税金、与元首就贝瑞亚城的头衔资格谈判等复杂任务。稍微逊色的显贵，也是能够在担任共同体的公职之外，承担地方上的公职，支持锻炼活动经费和油品支出等。在一般情况下，马其顿共同体似是可以视为一种透过抽取显贵的资源、并以区域性的政治社会地位作为回馈的正循环机构，能够解决不同地域的在地问题。透过地理纵深分析也可看见，马其顿共同体的穿透力从钱币、职官、甚至决议的效力，都为显著。所谓的自由马其顿地区的共同体地界，可发现马其顿共同体相关的铭刻与钱币，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偶然、随机流通或搬迁所造成的结果，但也可理解为马其顿共同体的影响力确实达到了其它共同体的地界之内。马其顿共同体是否有影响到其它共同体运作的模式，或对这些共同体造成利益上的冲击，尚待更多证据讨论。就目前来看，马其顿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影响力如此显著，或许确实如赫佐普洛所言，与其顿共同体的地位不是一般的行省共同体，而是国族共同体有关。这也意味着马其顿共同体的研究，应该要适当地与其他地区的共同体在资料类型区分与比较等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分。马其顿共同体是个具有高强度纽带联系的组织，随着罗马征服的过去阴影日渐淡化，个成员有趋近于互联相依的国族整体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