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文章首先全面回顾了“元朝帝师制度源于西夏”这一观点的出现和发展，然后通过对黑水城文献《天盛律令》、《官阶封号表》、《杂字》的梳理和分析，以及“帝师”一词在西夏文、藏文、八思巴文和蒙古文中的表现和传译过程，认为西夏文献中的索祇dzjwɨ1 dzji̱j2（帝师）仅仅是“皇帝之师”的统称，并不是正式的官职称谓，进而推知西夏并未设置帝师制度，元朝的帝师制度实则源自于中原汉地源远流长的“五帝三皇，莫不有师”和“王者必有师”的传统。

本文[1]結合Dixon（2010）對核心語義類維度形容詞在語義上的描述，詳細比較了《史記》（下）中主要用來表示維度意義的4組形容詞——“大/小”、“遠/近”、“深/淺”、“高/下”，發現《史記》（下）的上述8個形容詞在語義上的表現要更加多樣化。在此基礎上，本文首先嘗試描寫上述各詞在《史記》（下）中用作構詞成分以及記錄獨立的詞的情況，之後又詳細描寫四組獨立的詞的句法功能和格式，并分析各詞充當的句法功能，以及與不同類別的詞搭配使用時在語義上的差異，也嘗試分析各詞不同意義得以产生的隐喻机制。最後通過比較各詞在句法功能、語言義及意義類別上的共同點和差異，得出如下幾點結論：1.各詞均表現出形容詞的典型句法特征，大多皆能充當定語、狀語或謂語；2.除最基本的維度意義外，並不存在一個所有詞都具有的意義類別；3.並非使用頻率越高，意義就越多越複雜。最后，文章嘗試使用概念整合的理論以及維度形容詞本身的特性（即程度性/量性特征和維度概念在空間上的延展性）來解釋上述各詞語義上能夠實現多種隱喻的原因。 [1]  本研究得到多卷本斷代漢語語法史研究國家社科基金（編號：14ZDB092）資助。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指出通假作为一种文字层面的现象，它的出现并不拘泥于文本类型，不仅仅存在于夏译汉籍之中，在夏译藏文文献中亦比比皆是，进而以夏藏对勘为手段，识别出了俄藏Инв.№7578《真实名经》文本中的通假现象40余处；并认为相较于汉文，藏文与西夏文在语法和句序上更为接近，因此夏藏对勘更加有利于我们快速且准确地识别通假字。

寿生观念兴起于唐宋之际,以通过烧纸钱和念诵经文的方式,来填还冥债获得福报,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对拍卖会所见西夏文孤本《佛说寿生经》刻本的序文和经文部分进行全文译释,证明其翻译底本与黑水城出土俄藏A32金代汉文抄本极为接近,和明清以来流行的版本存在巨大差别,具有较高校勘价值。其次,结合俄藏西夏文《佛说来生经》的三个抄本残叶,探讨了党项民族民间信仰多样性、杂糅性的特点,也为考察文化的跨语言、跨地域、跨民族传播和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史提供一条新的线索。

西夏文《择要常传同名杂字》是西夏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一部常用佛经诵读童蒙性质的杂字类字书。借助该书正文第6页的内容,可以补全西夏字书《同义》缺失的篇目代表字。比对甘肃省瓜州县博物馆藏编号为00027的残片,证明了《择要常传同名杂字》至少曾在西夏时期的瓜州地区流传,这一现象应该与杂字字书在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传统一脉相承。

将西夏佛教纳入11-14世纪华北和西域地区佛教史的大框架中，是这项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的必由之路。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不仅能够拨开西夏佛教史的认知迷雾，而且有利于还原佛教在华北和西域地区的发展脉络，彰显党项族、汉族、藏族等多民族交融互鉴的历程，其意义不言而喻。

本文通过对语料的梳理，指出西夏语的 耳kjɨ1、魏ʦjɨ1 分别是第一、第二人称双数后缀，进而将西夏语人称后缀的单数、复数“二分系统”调整为单数、双数和复数“三分系统”，构建了新的西夏语人称范畴体系，并将 耳kjɨ1和 魏ʦjɨ1 纳入人称范畴与动词音韵转换的系统内进行考察。结论认为二者作为双数后缀，不会引起动词的音韵转换。

本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近年来民间(拍卖会)所见之西夏文文献及其研究现状,然后分类阐述并充分肯定了这批藏品在语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层面的独特价值,为推动西夏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从这批文献中挑选了几部前人尚未涉及的材料,作一初步考察。

Using the census data from 2000-2015 and a pseudo-event study design, we estimate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 China and explore its association with declining fertility. We find that one-third of working women leave their jobs in the year when they give birth, and the penalty persists for over eight years. The motherhood penalty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across almost all province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provinces with larger increases in the penalty experience greater declines in fertility rates. Using a mover-based design, we find that the rising motherhood penalty has caused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