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沉简所推行的“菁英教育”，是一名海归知识分子为中国教育改革实施的又一场探索性试验。
“美和真的交集，诗与科学的接点。”李沉简如此描述自己所钟情的神经科学研究。
然而，在他眼下“火急火燎”的日常工作生活中，能够为这份“浪漫”事业挤出来的时间和精力，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有限。
2013年5月辞去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讲席教授全职回国，9月正式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这位专家的日程表，开始被一件接着一件待办事项所填满。一周工作80多个小时，每天能够静下来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则要到晚上八九点钟之后。
为何如此之忙?“毫不夸张地说，我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里，有四五十个小时都花在教育上，剩下的才是做我的科研。”这是迥异于众多其他海归科学家的一个答案。
事业重心的转移，是科学家李沉简的主动选择。他不遗余力地为此付出时间和精力，皆缘于心中燃起的一个全新梦想， “就像当年雄心勃勃开发美国西部的人”。
另一座高峰
从1988年赴美留学算起，李沉简度过了25年的海外生活。拿下美国普渡大学神经生物及分子遗传专业博士学位，转至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从助理教授做到副教授，直至成为纽约大学西奈山医学院艾戴克曼讲席教授，李沉简未曾离开全世界神经科学研究的中心舞台。
在美国，他拥有最好的科研环境和团队，一生安心不用退休的讲席教授，在神经科学动物模型领域的世界领先学术地位。然而，四十多岁的李沉简并不想就此“安分守己”。在他心目中，有一座更高的山峰去攀登，一片疆域去开拓。
“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些让你真正动心的东西。”李沉简说，他天生就是“爱豪赌”的那一类人，从小培养起来的思辨精神，让他知道自己心目中“什么东西是根本上重要的”，并且愿意为此舍弃一切，义无反顾去追求真正的梦想。
在海外的科研事业顺风顺水的大好局面下，李沉简作出了全职回国的决定。
“对于回国这个选择，我只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要做什么?”李沉简给自己的答案是：“就一句话，办教育。”这就是让李沉简动心的那座高峰，而他深知前路艰辛。
对于中国科教界的发展变化，李沉简并不陌生。他看好中国的技术型专家越来越多，无论海归抑或“土著”都有“天然的意愿”，要力争做到最好、具有国际竞争力。“这是一个能够‘有机生长’的内在需求，自己会慢慢往前走。就像人们脱贫了一定会想要吃好点、住宽敞点，不用太去‘煽风点火’。”
“可是教育的问题就不一样了：虽然大家都拼命在那边喊，从市民、领导到高级学者都百分之百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出色的学者里愿意撸起袖子真正去做教育的，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李沉简告诉记者，“我回来，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
采访中，李沉简一口气说出了一连串曾在中国教育史上响当当的名字——王阳明、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陶行知……他们是李沉简倾心认可的教育家楷模，“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扎到教育的土壤里做事的”。
对于中国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来自学界的忧虑和批评声十几年来不绝于耳，然而人们期待的“对症良方”似乎至今仍不见踪影。
究其原因，李沉简将其归结于教育界缺乏大量以数据为基础的实地调研和深入探讨，而教育主管部门的很多决策都有“拍脑门”之嫌。
今年各省市的高考改革方案备受瞩目，有地方提出为了给学生减压，建议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课程。“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轻视理化计生史地哲，而千遍万遍地刷语文和数学题。到最后，学生连这两门都没有学好，因为他们在磨灭兴趣的枯燥训练后痛恨这个东西。所有的先进国家都不是这么做的。”深感担忧的李沉简，语气中不无愤懑。
李沉简知道，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教育问题，其弊端并不仅仅在大学校园，而是要从整个幼儿、小学、中学的教育体系中寻找“病灶”和“解药”。为此，他在回国半年后主动要求担任北京大学在上海的招生主任，“一所中学接着一所中学地跑”。他希望在与中学教师和学生的零距离接触中，了解最为真实的教育现状。
菁英，非精英
事实上，在美国任职期间，李沉简就已经积极活跃在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等各个阶段的教育一线，而这在美国的教授中其实也极为少见。
科学拓展是一个在美国非常著名的中学生培训项目，李沉简是该项目的积极推动者之一。他和同事召集到纽约地区最富才华的中学生，安排他们进入自己的实验室学习如何从事科研，“不是看一看而已，而是真地认真做两年实验”。
他自己在这个项目中培养出的八名优秀学子，成为李沉简在美国从业20多年来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有4人被哈佛录取，一人去了牛津，另外3人分别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中3个还是美国西屋科学天才奖得主。”李沉简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说这里的心血足足顶得上培养出两个博士。而对学生在如此早期进行精心培养，对他们的人生轨迹影响之大，从以下的10年后学生信息反馈可见一斑：其中两位学生把李沉简列为对他们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
回到中国，李沉简在“办教育”的全新梦想下想要做到的，却远远不止于培养出优秀的科学人才。
“办教育有很多种。我想要做的，是真正的菁英教育，培养伟大事业的伟大推动者。”李沉简笑言，这个说法听上去可能有点“唬人”，但这的确是他真心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正因如此，他才选择了曾造就诸多伟大人物的北大，来完成自己的梦想。
有趣的是，很多人并未留意到李沉简特意使用的“菁英”一词，其用意实则有着特殊的指向和追求。
有一次，在参加国内某中学校长论坛时，主办方将李沉简所写的“菁英教育”改为“精英教育”。而在一些新闻报道中，亦将他所希望培养的“菁英人才”理解为“精英人才”写入文章。
“精英”与“菁英”一字之差，却与李沉简所秉持的教育理念相去甚远。
“草字头的‘菁’，意味着它是个植物，需要培养;而米字旁的‘精’，指的是一种精粹，它已经成熟定型了，只需要你去挑选。”李沉简解释道，北大要做的绝不是“下地割麦子、上树摘桃子”，“菁英教育”是从学前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乃至做事业的各个阶段中，一个整体的教育氛围和制度。
李沉简心目中的菁英，是胸怀天下的兴业治国之士，他们除专业技能之外，还需要有极好的人文社科修养，对人类所有美好的事物有着发自肺腑的热爱。“这样一批人的心胸、底气和品质，是超越常人的。”
是否具备这些潜在的素养，甚至已成为李沉简在中学开展招生工作时甄选“菁英苗子”的一把无形标尺。
2013年冬天在上海招生时，李沉简遇到一位数学成绩极为优异的尖子生，希望他将来能够进入北大数学系就读。然而让李沉简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聪明”的考生在与另一所高校接触拿到加分优惠后，前来与他“讨价还价”，以期获得更为优惠的加分。
这让李沉简有些失望更感到忧虑：“17岁的年龄，已经由于我们的‘负教育’而把一个不错的孩子的心性给搞坏了，如此的算计与精明，缺少了大气、诚恳和冠军的霸气。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点。”
百折不回头
“北大的目标从来不是培养技术专精而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北大校长王恩哥所说的这句话，在李沉简看来正是一所致力于“菁英教育”的大学，所应具备的底气和追求。
而对于如何培养“菁英”，除了一流的专业教育，李沉简给出的答案听上去似乎并不为奇——通识教育。
尽管通识课程在我国大学的开展已有十余年历史，但李沉简认为，我们的通识教育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北大和哈佛、剑桥的学生相比，对于人类精神宝库的认识和热爱，还有不小的差距。”
通识教育有其一以贯之的主线——培养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在李沉简的设想中，北大的通识教育有四大块内容需要尽快建立，其中包括高质量的中外文学、人类历史与思想史、音乐、视觉艺术。
建立起这样四门优秀的通识课程，已成为李沉简想要在2014年实现的最大愿望。
“我相信这些课程，能够吸引到学业非常优秀，同时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有着不可抑制的热情和向往的学生。”李沉简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请到最好的老师，选择最重要的论题，进而建立起这些课程。
“做出这些优秀的通识课程，这本身就是将我们的想法落到实际的一个过程，同时可以聚集一批非常有思想、有热情的干才。”李沉简的另一个新年愿望，是希望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能够让他呕心沥血地做事业，安安心心地做事情。
文理兼通的李沉简，在这项工作中也的确颇具优势。出生在书香门第，他很早就在文科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直到高考前不久，“探究人之本性”的强烈好奇心，才让他一头扎进了医学和神经科学的世界。
“医学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人、看社会的切入点。”成为一名神经科学家，李沉简对人类情感世界的精神活动，有了比常人更加丰富的理解和感触。
此后的科学之路上，李沉简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对人文学科的热爱，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1999年，他与妻子共同完成了美国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所著科普名作《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的翻译出版。
在李沉简身上，你不难感受到沉稳与诗情并存，严谨与激情同在。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李沉简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块玻璃白板，最上方的这句话，在五花八门的各种科学符号的“烘托”下显得格外显眼。这是李沉简自己写上去的，他说要以此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