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是第十八届全国爱眼日。在爱眼日前夕，“国民视觉健康研讨会”于6月5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举行。会议由新近成立的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起，并邀请了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学者和业界代表，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完成的《国民视觉健康报告》进行评论，并围绕如何促进我国国民视觉健康进行了深入进行讨论。

会议首先由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毛群安司长进行开幕致辞。毛群安司长指出，从国民健康的角度切入来谈国民视觉问题，十分有必要。明年将在中国召开第九届健康促进大会，距离86年第一届在加拿大渥太华出了《渥太华宪章》首次提出健康促进的概念的已经近30年，但是这个概念在中国好像还是一个新概念。针对目前一些新的健康问题如视觉健康问题，我们更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健康。

随后，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汇报了国民视觉健康研究的初步成果。李玲教授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中，存在各类远视力缺陷的患病人数大约5亿，其中近视的总患病人数在4.5亿左右。但是患有高度近视的总人口高达3000万，远超过低视力和失明的患者数量。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患病率都超过70%，并逐年增加，青少年近视患病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位。若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亿。到时候，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直接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全。保守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将高达5600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高达1.1%左右。算上视觉健康对生命质量的损失，占GDP的比例将达到2.93%。如果进一步考虑视觉健康损害对公共安全、教育水平、家庭幸福以及产业发展的长期影响，视觉损害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将远远不止千亿级别。李玲教授指出，在构建公共政策体系促进国民视觉健康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目前，大部分OECD国家都已经建立起了以维护整体国民视觉健康为目标的公共政策体系，通过实施循证决策、整合医疗与其他部门的政策、把视觉健康融入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当中、人才培养和准入配套的措施，对国民视觉健康进行维护和改善。李玲教授认为，我国视觉健康公共政策体系还处在碎片化的状态，其结果就是公共教育的盲化、预防保健形同虚设、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严重的滞后于实际的需求、医保政策缺位、眼科与视光学科人才培养脱节和视光产品的监管严重缺乏专业性。李玲教授建议，应从“整体视觉健康”这一理念出发，围绕“人人享优视觉健康”的原则，从决策、规划、操作和配套落实这四个层面入手，构建我国视觉健康公共政策体系。在决策层面建立国民视觉健康决策体系，以解决谁为国民视觉健康负责、从哪些方面来负责、为谁负责、循证决策这四个问题在规划层面以整体的视觉健康为目标，做到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操作层面， 将视觉健康保障与医疗卫生，整个医改要衔接起来，让政策落地。在配套落实层面，需要通过激励机制和明确的时间表借助行政体系来推动，并加强人才的培养和相关的基础研究。

李玲教授强调，当前最急切的事情如何促进青少年的视觉健康、控制近视形势进一步恶化。新加坡实施国家近视防控项目的经验说明，通过增加体育运动、加强公共教育，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是可防可控的。最近国家层面在推动青少年踢足球，前一阵大家谈到足球都比较功利，要等着踢进世界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其实推动足球运动最大的受益应可能是青少年的健康和视觉健康。如果能发展成普遍的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不仅能改善青少年的整体体质和素质，也能同时能改善他们的视觉健康。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身体健康、视觉健康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健康水平，可以在“十三五”的规划里面把降低青少年的近视率、改善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体质作为一个重点项目，像新加坡那样，设立国家层面的项目、实行多部门合作，通过鼓励青少年多参加体育活动，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建立近视档案，长期来看对于国家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随后的圆桌讨论环节，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廖文科巡视员、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处石琦处长、国家体育总局华奥星空青少年体育频道曾莉总监、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科保健专家委员会宋新秘书长、大明眼镜国家一级验光技师秦英瑞老师、北京市同仁科技公司验光配镜中心吕燕云总经理、中欧商学院副院长许定波教授、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张丹丹老师、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博士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博士分别就各自的领域就国民视觉健康促进开展了深入讨论。

廖文科：青少年近视已经开始影响国防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

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廖文科巡视员从教育部门的角度，就学生视力保护发表了深入的评论。

体卫艺司多年开展学生体质调查，发现青少年近视已经严峻到了影响国防建设的地步，近年来我国征兵体检合格率只有15%，余下85%的体检不合格者，近视就占了70%以上。廖文科巡视员认为，学习压力和使用电子产品导致的近距离用眼是近视的最重要病因。在文革期间，我国近视眼的发病率非常低，大家都没有那么多书要读、不需要挑灯夜战。恢复高考之后，学习竞争日益激烈、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冲刺，另一方面是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化，孩子们的眼睛过度暴露在电脑和平板电脑、游戏机的荧光屏幕前。教育部门对近视眼预防工作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想了很多办法，不仅出台了吸取了各方面专家意见的中小学近视眼防控方案，还做了《岗位职责》等办法来让政策落地。

但是，由于人手不足、缺乏指导，学生近视防控工作的难度极大。首要的问题是政府部门严重人手不足。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主管公共卫生的加上廖巡视员一共才三个人，负责从艾滋病预防、结核病预防、口腔疾病、无烟日、食品安全、健康教育等所有的青少年健康问题。学校的卫生保健工作任务量大，就这么两个人来负责全国学生的卫生健康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层面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但是到了基层往往会流于形式。例如眼保健操，本身老师掌握的方式方法就不对，学生本人也不认真，就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最后，廖文科巡视员提出，学生近视问题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来关注和努力。在教育系统，未来应该加督查力度，从国务院对各部委、部委对地方、地方教育部门对学校都要督查政策落实情况，使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在卫生部门，需要加强科研和指导力度，对近视眼的机理和近视眼的防控进行研究，并把研究的成果转化为群众性的预防保健。在社会层面，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评价孩子的标准，不改变从幼儿园就要教孩子算100以内的加减乘除的育才观，学校方面减负很难起到作用。要改变公众育才观，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

毛群安：建立学生视觉健康档案和在贫困地区实行青少年儿童视觉健康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在政策上是可行的。

 毛群安司长就操作层面的政策融入，对李玲教授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回应。毛司长十分赞同给学生建立视觉健康档案和在贫困地区实行青少年儿童视觉健康重大公共卫生项目，认为这两个建议的可操作性很强。当年营养餐的推动，就是专家首先发现城里都吃成胖墩了、农村的孩子却营养缺乏，一顿营养午餐就能提升农村孩子的体质。现在，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至少40元的人均经费，儿童青少年的人头经费可以拿一部分钱出来做视觉健康档案。在农村地区，营养午餐基本上解决了吃饭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解决孩子看不清这个问题，如果及时发现并配镜，就能减少近视对孩子成长的副作用。毛司长也十分建议大力开展视觉健康教育，引导孩子自己去发现眼睛应该怎么保护、养成良好的习惯，可能比简单的讲一些知识要有效。最后，毛司长呼吁吧验光配镜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进行规范，推动其向着健康产业的方向发展。现阶段，配眼镜这种辅助治疗手段需求量大，有很多院校已经在搞视光专业人员的培训，但是这个产业还是缺乏规范，介于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其实还不如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规范的推动，对老百姓也是好事。

石琦：要用一揽子政策来促进视觉健康，用多样化的收单开展健康教育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处石琦处长认为，解决视觉健康问题的关键是控制采取一揽子策略来解决背后的社会决定因素。可以借鉴FCTC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通过卫生部门、提税、提价、禁止广告促销赞助、监测评估、无烟环境等实现全方位监管的策略。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一揽子的策略就涉及到部门的分工，哪些工作由哪些部门来协调，就涉及到部门之间怎么来分工甚至部门内部的分工，需要从立法的层面来制定规范。从控烟来看有时候单纯靠宣传教育的效率很低，卫生部门牵头做的政策和立法是最重要的经验，改变健康行为的效率很高。石琦处长也提出，健康教育的手段可以多样化。可以请行业协会或专家论证提出一些健康教育的建议，然后通过媒体就很快的传播出去。例如，卫计委宣传司前年做合理用药、去年做科学就医、今年做控烟，发现只要把信息公布出来，就会有很多专业的媒体去传播。视觉跟每个人的健康密切相关，由政府组织、专家牵头、媒体宣传来做是非常可行的公共教育办法。

秦英瑞：视光学科在中国还是边缘学科，视光产品的监管定位不当

大明眼镜国家一级验光师秦英瑞老师作为一线专家，分析了我国视光行业存在的问题。秦英瑞老师指出，视光学人才是矫正近视问题的主力，但是视光学科在中国还是边缘学科，视光师的地位非常低。在国外，视光师独立于眼科医生，已经有自己正规的培养体系。我国现在虽然有543的本专科体系（即五年制、四年制的本科大专和三年制的大专，以及中专、社会培训和在职教育），但是培养完了以后，视光师没有出路。结果就是现在有很多眼科医生兼职或者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做，但都不是特别专业和规范，真正懂视光的人才很少。秦英瑞老师也指出，目前眼镜产品都是被作为一个普通工业产品在被监管，定位是有问题的。例如，现在行业定的一些标准，是请眼科教授和光学工程师制定的，前者不懂视光、后者不懂生理，导致标准并不合适。其实验光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应该是动静结合、远近结合才能把眼镜配好。咱们国家这方面把问题简单化了，导致门槛比较低，效果并不好。

吕燕云：国家应尽快出台标准，规范视光行业发展

北京市同仁科技公司验光配镜中心副总经理吕燕云作为业界代表，呼吁国家尽快出台标准，规范行业发展。我国视光学起步于80年代，视光学人才缺口巨大，水平参差不齐。按照美国视光师和眼科医生的比例推算，中国需要23万眼视光学医师，而我们现在只有3万名。视光人才参差不齐也是个大问题，我们国家现在没有视光师这个职称，在医院里走的是医技的系统，是跟其他科做B超一样的技师，在社会上则是通过劳动部门和人社部门发证。我国验光配镜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我国基本上还没形成视光行业标准。现在的眼镜验配的行业归商业系统去管，准入门槛低到在在商场里面设一个柜台就可以开一个眼镜店，插插片、打打电脑验光就说是医学验光，误导公众。 但实际上，视光师并不是单纯的技师，而是眼科医师的辅助。从博士研究生到本科、高职、中专甚至社会人士，谁都打着视光的名义。吕燕云副总经理建议，政府需要尽快制定标准和规范，推动业内制定视光诊所的标准化建设和统一的验光配镜标准流程，界定谁是真正的视光人才、谁在做真正的视光。

曾莉：加强体育运动和视觉健康知识的科普

     国家体育总局华奥星空青少年体育频道总监曾莉从体育部门的角度谈了如何将体育运动与视觉健康促进相结合。曾莉总监十分肯定体育运动对于视觉健康的促进作用。从去年底开始国务院出台的46号文已经把全民健身已经正式的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尤其重视类似肥胖和近视这样的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已经联动了教育部、团中央以及卫计委，组织了一些类似于阳光体育一小时这样的活动来引导青少年增强体育锻炼。最近特别火的校园足球，其实可以让学校和社会来关注青少年的体育和体质健康。 此外，曾莉总监指出，现在对公众健康知识的科普亟待加强。

宋新：视觉健康，应从妇幼保健时期抓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科保健专家委员会宋新秘书长指出从政策衔接的角度，谈了如何加强幼儿视觉健康保健。儿童视力缺陷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应从妇幼保健时期抓起，但是我国现阶段儿童眼科医生奇缺、基层本身工作任务繁重，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难以承担幼儿视力保健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妇幼保健系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三级网络系统，可以承担维护儿童视觉健康的工作。全国有3039家妇幼保健院，495家妇产医院，79家儿童医院，主要承担妇幼从婚前、孕前、出生一直到6岁的保健工作，全国有90%的新生儿是在妇幼院出生的。如果能把6岁之前的工作交给他们，包括健康宣教、筛查和每年的体检全都规范化的管理起来，并要求这些机构里面开设儿童眼保健科室，针对这个科室在教育部的体系里面要有专门的教材和专业队伍教育，在医疗的体系里面监督这些妇幼保健院的科室建设和规范化建设，就能形成非常好的规范化体系。当把6岁之前的孩子和家长教育好的时候，后面就会方便很多。根据宋新秘书长的介绍，我国儿童眼保健工作经过近4年的摸索实践，已经逐步建立了一整套标准规范，未来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基层。

许定波：设立国家标准，建立信息化档案

    中欧国际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许定波则从机制设计的角度，建议在视觉健康促进方面，应尽快设立国家标准、建立信息化档案。我国眼镜行业严重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标准，许教授对此深有体会。许教授2009年在哈佛商学院教书，眼镜跌坏了去当地配眼镜，才发现配眼镜的技师其实是很值得尊重的医生。后来，许教授在美国配的那幅眼镜坏了以后，花了很多钱、在当地市长的陪同下，在中国眼镜之乡丹阳又配了一副眼镜，后来遇到专家发现眼镜瞳距差了九个单位，幸好尚未对眼睛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许教授认为，在机制设置上，如果这样搞下去，一定是劣币逐良币，让好的人才和企业反而生存不下去。许教授也非常赞成通过建立信息化的健康档案收集信息。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一个健康档案，包括眼睛、牙齿和其他方面，一是对治疗有好处，二是有利于上级督查，每个教育局局长和学校的校长都知道这是指标的一个后，就会重视起来。 

张丹丹：用量化研究识别近视主因，对症下药

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助教授张丹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建议未来用量化研究剖析近视成因，对症下药张。张丹丹师提出，不同年龄阶段近视的发生和进展原因可能是不尽相同的，需要加以研究然后对症下药。各位专家提到的原因包括学习压力和电子屏幕的普遍使用等，具体到哪个年龄阶段哪个原因占主导，可以通过数据检验来识别出来。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识别出主要原因，有利于对症下药。

陈秋霖：大力开展公共教育、加强经费监督，加强对个体性的公共卫生干预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陈秋霖建议加强对个体性的公共卫生干预。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教育是第一要务。绝大部分人对很多基本的知识一无所知，要加强全社会的教育，加强对家长、医疗机构医生的基本教育，使得整个社会尽快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认识。目前的教育主要集中于专业性的教育，我们所说的宣传教育都是基于妇幼保健院或者医疗机构内部。很难看到公众性的教育，公众在在公共的电视和公共的媒体宣传上看不到这些内容，但其实真正到了这些机构后，很多人又不会看这些内容。加强公众性的教育是当务之急。陈秋霖副研究员也提出，在加强干预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对学校和医院的激励机制问题。现在人均公共卫生经费虽然有45块钱，但已经不足以弥补现有的工作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基层还存在被挪用的现象，不可能再去拿钱出来做视觉健康干预。如果要加强医疗机构干预，采取过去“中央点菜，地方买单”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如果是中央拨款，一定要加强监管，因为视觉健康短期内出不了事，被挪用的可能性非常大。学校的激励机制也是个很大的问题。从新加坡甚至国内的经验来看，体育锻炼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学校都不敢让学生锻炼，一旦跑步摔倒都要承担责任。但是体育锻炼最好还是在学校进行，家庭层面，既缺乏条件也缺乏指导。如果不解决学校的激励机制，很难推广体育运动和视觉保健。最后，陈秋霖副研究员十分赞同在国家层面的启动立法程序，使得督查督导工作有据可依，让政策一层一层落实下去。 

江宇：预防经费打包使用，同时对非正式的健康教育给予正面引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提出，应将预防经费打包使用，同时对非正式的健康教育给予正面引导。现在的花钱机制决定了公共卫生经费的钱不够花，要改变花钱机制、打包使用。现在有限的预防的资金，主要投入方式还是项目制。例如为了预防艾滋病、心脑血管病或者青少年常见病等，每个病都搞一个项目、拉一帮人来干一段时间，造成了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医务工作人员的重复劳动。但公共卫生服务并不是一个很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服务产品，对于这种服务，最有效的机制是有常设的人、机构和经费来管事，将来还是要转变到有一个固定的队伍和一笔固定的经费来运作。江宇副研究员也指出，在学校层面加强正规的健康教育固然重要，但是现在的青少年接受的信息更多的是来自各种各样的的非正式渠道，特别是像微信和网络等这些大众媒体。如果没有配合，学校的健康教育做得再好，月月讲、周周讲，孩子回家看几集电视剧，可能就把这个效果抵消了。江宇副研究员建议建立文艺作品的健康审查机制和加强名人形象的正面引导来加强非正式健康教育，从舆论宣传和教育上，进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