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村绘

　　宿白先生是新中国考古人才的重要培育者。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全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苏秉琦先生任教研室主任，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宿白先生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各大学为筹办考古专业或为培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教师，派人到北大考古专业进修。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为发掘抢救地下文物，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从1952年开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至1955年共毕业四届，培训学员300余人。宿白先生是训练班的教学和行政管理负责人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他可说是“桃李满天下”。

　　宿白先生讲授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即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学，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和体系是由他建立的，之后他还开有古建筑考古、石窟寺考古等课程。为做好教学，他致力于科学研究，写出许多篇有创建的论文。这些论文经过短则十余年，长则三四十年的反复修订，直到2011年方才结集成书，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之名出版。也正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才有了高水平的教学。宿白先生讲课深入浅出，要点明确，并在黑板上绘图说明，受到同学们欢迎。我自1954年入学，当时校内老师任课的只有向达、阎文儒和宿白三人，主要是请校外教师授课，有夏鼐、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起，基本课程均由本校教师担任，这对专业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以后这些老师都成了著名专家教授。这些都是与宿白先生的筹划和努力分不开的。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成立我国大学第一个考古学系，宿白先生任首届系主任，开拓教学和科研，使中国大学考古学教育进入新阶段。

　　宿白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奋，而且长期从事田野工作。1951年，他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必须以考古资料与相关历史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宿白先生以丰富的考古学知识和深厚的历史文献功底进行研究，再现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这本书成为历史考古学报告的经典之作。1962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的《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长年带领学生实地调查、测绘和发掘多处石窟寺，如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大同云冈、洛阳龙门、武威天梯山、南京栖霞寺，其研究成果汇编为《中国石窟寺研究》，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同时，他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1959年，宿白先生受文物局委托，考察西藏佛寺近半年之久，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江孜等地区，他不辞辛劳，亲自记录、绘图，分别撰写发表这些地区的佛寺调查记，并对西藏寺庙建筑进行分期研究，这是前人未做过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汇编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出版，从而创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学这一分支学科。

　　宿白先生一贯关注文物保护事业，多方建言献策。他为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的保护多次建议，最近还为西藏芒康盐井、盐田的保护，给国家文物局领导写信，引起重视，并迅速得到落实。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宿白先生在考古学界享有很高威望，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他即当选常务理事，以后又当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对中国考古学会开展学术交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做出了贡献。

　　宿白先生为人正派，淡泊名利，学风严谨，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要求严格。我作为学生终身获益。每有文章请他审阅，他总是认真审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而且他还亲切近人。记得一次北大考古学系邀我作专题讲座，我先去看望先生，一同晚饭后，他与我步行到教室并主持讲座，其时他已经卸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对社会上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深感忧虑。2010年“曹操高陵”有争议，由于涉及行政干预，一些学者不愿表态，而他却本着学者的责任感仗义执言，始终认为安阳市西高穴2号墓，由于证据不足，不能确认为“曹操高陵”。

　　宿白先生近年虽深居简出，但仍在整理未刊讲稿，近几年已出版的有《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汉文佛籍目录》、《中国古建筑考古》、《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等6种，并还在继续整理。同时还亲自编目，将全部藏书捐赠予北京大学图书馆，惠及学子。他对考古学界动向十分关心，除阅读书报外，还从登门看望和求教的学生中得知信息，对学生总是热情接待。作为学生，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宿白先生健康长寿！

　　宿白，我国考古学界泰斗，1922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从事考古学一线研究和教学工作逾一甲子，是我国考古学研究及教育的重要开拓者、集大成者，尤擅长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2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