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学者与良师

十一月 21, 2013

 

  罗雪村绘

  宿白先生是新中国考古人才的重要培育者。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全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苏秉琦先生任教研室主任,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宿白先生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各大学为筹办考古专业或为培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教师,派人到北大考古专业进修。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为发掘抢救地下文物,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从1952年开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至1955年共毕业四届,培训学员300余人。宿白先生是训练班的教学和行政管理负责人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他可说是“桃李满天下”。

  宿白先生讲授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即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考古学,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和体系是由他建立的,之后他还开有古建筑考古、石窟寺考古等课程。为做好教学,他致力于科学研究,写出许多篇有创建的论文。这些论文经过短则十余年,长则三四十年的反复修订,直到2011年方才结集成书,以《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之名出版。也正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才有了高水平的教学。宿白先生讲课深入浅出,要点明确,并在黑板上绘图说明,受到同学们欢迎。我自1954年入学,当时校内老师任课的只有向达、阎文儒和宿白三人,主要是请校外教师授课,有夏鼐、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起,基本课程均由本校教师担任,这对专业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以后这些老师都成了著名专家教授。这些都是与宿白先生的筹划和努力分不开的。1983年考古专业从历史系分出,成立我国大学第一个考古学系,宿白先生任首届系主任,开拓教学和科研,使中国大学考古学教育进入新阶段。

  宿白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奋,而且长期从事田野工作。1951年,他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必须以考古资料与相关历史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宿白先生以丰富的考古学知识和深厚的历史文献功底进行研究,再现了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这本书成为历史考古学报告的经典之作。1962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的《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建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奠定了基础。他长年带领学生实地调查、测绘和发掘多处石窟寺,如敦煌莫高窟、新疆克孜尔、大同云冈、洛阳龙门、武威天梯山、南京栖霞寺,其研究成果汇编为《中国石窟寺研究》,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同时,他培养了一批人才:现在从事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1959年,宿白先生受文物局委托,考察西藏佛寺近半年之久,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江孜等地区,他不辞辛劳,亲自记录、绘图,分别撰写发表这些地区的佛寺调查记,并对西藏寺庙建筑进行分期研究,这是前人未做过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汇编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出版,从而创建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学这一分支学科。

  宿白先生一贯关注文物保护事业,多方建言献策。他为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的保护多次建议,最近还为西藏芒康盐井、盐田的保护,给国家文物局领导写信,引起重视,并迅速得到落实。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宿白先生在考古学界享有很高威望,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他即当选常务理事,以后又当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对中国考古学会开展学术交流、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做出了贡献。

  宿白先生为人正派,淡泊名利,学风严谨,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学生也要求严格。我作为学生终身获益。每有文章请他审阅,他总是认真审改,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而且他还亲切近人。记得一次北大考古学系邀我作专题讲座,我先去看望先生,一同晚饭后,他与我步行到教室并主持讲座,其时他已经卸任系主任。

  宿白先生对社会上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深感忧虑。2010年“曹操高陵”有争议,由于涉及行政干预,一些学者不愿表态,而他却本着学者的责任感仗义执言,始终认为安阳市西高穴2号墓,由于证据不足,不能确认为“曹操高陵”。

  宿白先生近年虽深居简出,但仍在整理未刊讲稿,近几年已出版的有《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汉文佛籍目录》、《中国古建筑考古》、《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等6种,并还在继续整理。同时还亲自编目,将全部藏书捐赠予北京大学图书馆,惠及学子。他对考古学界动向十分关心,除阅读书报外,还从登门看望和求教的学生中得知信息,对学生总是热情接待。作为学生,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宿白先生健康长寿!

  

  宿白,我国考古学界泰斗,1922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从事考古学一线研究和教学工作逾一甲子,是我国考古学研究及教育的重要开拓者、集大成者,尤擅长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


  《 人民日报 》( 2013年11月21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