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侃侃：印度洋作为反殖民场域：去地域化视角下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外历史学家已经对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有过极为丰富的论述。在现有研究中，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互动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学者们重点探讨的话题，但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于发生在帝国或殖民地边界之内的政治与社会事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荷兰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所面对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并以此为视角研究印尼反殖民运动与宗主国之间的相互影响。此类研究大多会提到当时弥漫在荷兰社会当中的恐惧与不安。一句荷兰俗语非常精准地反映了这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情绪：“失去东印度，灾祸从天降（Indies verloren, rampsgoed geboren）”——在许多荷兰人看来，如果丢掉了东印度群岛这片荷帝国最引以为傲的殖民地，荷兰的经济繁荣和国际地位都将受到极大的损害。

这种随处可见的焦虑心理体现在多个方面。荷兰小说家路易斯·库佩勒斯（Louis Couperus）于1900年发表长篇小说《隐藏的力量》（De Stille Kracht），名噪一时。这本小说问世于荷兰在东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鼎盛时代，却生动地刻画了欧洲人在面对神秘的爪哇文化、险恶的热带环境等“非理性”力量时所怀有的极度恐惧和无能为力。通过对殖民档案的生成过程进行批判性解读，人类学家安·斯托勒（Ann Stoler）对普遍存在于荷印官员群体当中的“认知焦虑”（epistemic anxieties）进行了系统分析。斯托勒指出，与其把殖民档案当作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不如将其看作是荷印官员借助其个人见解、思考，甚至主观想象所进行的“事实生成”（generate truths）。因此，在对档案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解读未被书写的不确定性与分析白纸黑字的“确切”信息同等重要。而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印尼民族意识的觉醒，本地精英开始向荷印当局提出越来越多的诉求，这种“认知焦虑”也集中地反映在了荷兰官员们对东印度政治形势的担忧上。荷印当局进而对殖民地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控措施，以防止反殖民势力的崛起，确保当地社会的基本稳定。

在关于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及国族构建的传统叙事中，民族主义的崛起常常带有显著的“地域性”（territoriality）特征。例如，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等学者强调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原生（primordial）属性，认为国族（nation）的出现需要以同质或类似的民族起源（ethnic origin）、语言文化等作为前提，而领土则是民族国家重要的合法性之源。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等学者则将国族的形成归因于社会精英所领导的现代化进程。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是较为晚近才出现的概念，而民族主义者对自治、自决、自由以及去殖民的政治诉求最终都与打破旧秩序，争夺对特定领土的控制权息息相关。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对传统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本质主义倾向提出挑战，认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未必一定要与史密斯等人所说的原生或地域属性进行绑定。他指出，民族主义产生于“想象的共同体”——对这种共同体的想象既可以基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也可以随着人们的跨境流动超越既有的帝国边界，最终形成一种“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且兼具包容性与排他性的全新身份认同。在安德森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人员跨境流动的视角研究民族主义的产生，以及这种去地域化民族主义对反殖民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航运技术迅猛发展，加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不计其数的欧洲人搭乘跨印度洋航行的轮船前往东南亚，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纽带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本地精英也踏上了西向航行的旅途，赴欧洲求学或赴中东朝觐。伴随着本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及跨境旅行人数的不断增加，荷兰当局的不安与焦虑与日俱增，担心远行的本地人受到境外势力和极端政治思想的影响，返回殖民地散播反殖民言论，动摇帝国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为此，荷印政府与航运公司密切沟通，建立起一张庞大的监视网络，试图对跨印度洋航行的旅客加强控制。另外，由于大量印尼商人、学生、朝圣者旅居中东，荷兰与英国在当地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情报合作，以防泛伊斯兰运动向各自的殖民地渗透。

可以说，无论是荷兰殖民帝国的日常运作还是印尼各种反殖民势力的活动都大大超越了“荷属东印度”这一地理范畴，而印度洋则成为了两者进行政治角力的重要场域。本文从海洋视角切入，对美国学者克里斯·亚历桑德森（Kris Alexanderson）新作《翻覆之海：跨越20世纪荷兰帝国的反殖民网络》进行述评，并以此为基础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印尼反殖民运动进行反思。本文旨在跳出把陆地空间作为基本框架的传统叙事模式，思考反殖民运动中的去地域化因素。笔者认为，高速发展的全球航运网络促进了人员、思想、商品的跨洋流动，对各地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反殖民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对这种影响的探讨却长期淹没于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且带有强烈的目的论倾向的历史书写之中。对跨洋网络等去地域化因素加以研究，有助于突破殖民地与民族国家的“束身衣”，重新审视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在东印度兴起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最终如杜赞奇所说，“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一 克里斯·亚历桑德森《翻覆之海》述评

亚历桑德森于2019年出版的《翻覆之海》为荷兰殖民史和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这本具有开创性的专著对延伸到宗主国和殖民地地理边界之外的海洋航运网络展开了细致的探究，系统论述了印尼反殖民运动中的“跨洋因素”（transoceanic elements）。通过扎实的档案研究，对现有文献的细读，以及层次清晰的批判性分析，亚历桑德森指出，大洋边界的可穿透性极高，而这种边界也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同时具备“解放性”和“威胁性”的海洋空间（simultaneous liberating and threatening maritime spatiality）。因此，海洋世界并不仅仅是大陆之间的过渡地带，也是异常活跃的政治舞台。亚历桑德森特别强调，荷兰的几家大型航运公司于20世纪初将此前相对孤立的海域连接到了一起，构建了一个相互交织的跨洋网络，也因此在帝国霸权与反殖民运动间的互动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翻覆之海》打破了将欧洲视为绝对帝国中心的传统研究视角，为东印度赋予了“次级帝国中心”（sub-imperial center）的地位。亚历桑德森指出，庞大的跨洋网络不仅对定义殖民政权内部的政治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反映了荷兰帝国的“陆海特征”（terrestrial and oceanic characteristics）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着根本差异。

《翻覆之海》的主体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越洋航行”（At Sea），以数条重要的航路为线索，探讨了海洋如何一步步演变成荷兰帝国霸权与泛伊斯兰运动、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反殖民主义力量之间进行激烈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斗争的舞台。第二部分为“港口风云”(In Ports)，旨在将荷兰帝国主义置于持续变化的全球政治环境中进行研究。随着航行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航运网络的迅速扩张，荷兰官员眼中可疑的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s）和带有敌意的“外国人”在港口城市间频繁往来，给当局造成了巨大的焦虑。在这一部分中，亚历桑德森深入讨论了荷兰与西方盟国之间为遏制颠覆活动而进行的警务合作与情报共享。

笔者认为，《翻覆之海》进一步丰富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印尼反殖民斗争的相关研究，为学界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亚历桑德森对跨洋网络的探讨挑战了基于殖民帝国陆地疆域的传统研究范式，使得学者们必须从更加多维的角度去审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翻覆之海》清晰地展现了荷兰航运公司促进了海洋网络的全球互联，却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机构，更是帝国政治与文化的代理人。但与此同时，航运网络的发展在客观上也助推了20世纪上半叶反殖民力量的崛起。其次，作者对商业档案的运用非常出色，弥补了传统研究中基于官方档案进行相关论述的不足，揭示了存在于强势官方机构之外的重要历史推动力。在传统观念中，商业档案通常只关注公司财务与经营活动，但亚历桑德森却发现荷兰航运公司的记录中包含了大量重要的非商业信息，反映了业界领袖、政府官员、跨国机构、行业竞争对手以及船员、乘客间的互动与交流。亚历桑德森对商业档案的创新性阐释深化了我们对荷兰帝国日常运作模式的理解。此外，《翻覆之海》描绘了置身于帝国边界之外却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的各类人群，挑战了以陆地及领土作为基础分析框架的传统历史叙述，反映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大大超越了帝国的地理边界。

尽管《翻覆之海》是一部优点不胜枚举的上乘学术之作，但笔者仍需指出其不足之处，即过度依赖荷兰语和英文材料，所使用的亚洲语言资料相比之下极为有限。不可否认，如果《翻覆之海》的主要研究对象仅限于荷帝国，那么依赖殖民档案是无可厚非的。但既然作者号称本书讨论的是“与荷兰帝国有所接触并受其影响的全球参与者”，那么描写这些参与者置身于跨洋网络中的体验，并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在论述中发声便显得尤为重要了。作者在许多地方对反殖民人士的身份不加区分，直接沿用了荷印官员对他们的称呼，笼统地将反殖民人士称为“共产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叙述方式忽略了这些群体中的派系斗争和内部冲突，因此而产生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丹·马拉卡（Tan Malaka）和贾马鲁丁·塔明（Djamaluddin Tamin）等流亡海外的印尼共领导人就根据其见闻撰写了回忆录，对存在于帝国之外的反殖民斗争进行了生动的描写，非常有助于弥补《翻覆之海》中印尼人话语缺失的不足。虽然有小小的遗憾，但笔者还是向从事殖民史、海洋史及全球史研究的学者们强烈推荐这本专著。对于想要深入了解20世纪荷兰帝国史与印度尼西亚反殖民斗争的人士来说，《翻覆之海》更是提供了一个新颖且极其重要的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者不容错过的佳作。接下来两节将借鉴这一视角，以印度洋为线索，结合近年来国际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其他研究成果对印尼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探讨。

二 印度洋与印尼民族意识的觉醒

20世纪初，荷兰本土由自由主义者掌权，该国在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主义者认为，荷兰在东印度群岛三个多世纪的统治一味地对当地人民进行剥削，虽然助推了经济发展并因此为宗主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也给东印度人民带去了沉重的负担。因此，以律师康拉德·范·德芬特（Conrad van Deventer）和记者皮特·布罗斯霍夫特（Pieter Brooshooft）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们积极发声，主张荷兰政府在财政上反哺东印度，并担负起文明教化的使命（civilizing mission），以提高荷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在他们看来，两次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欧洲工厂的生产力，对殖民地采取相对怀柔的政策有利于在当地培育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从而扩大欧洲工业制成品的市场，获取更为丰厚的利润。1901年，荷兰女王威廉明娜（Wilhelmina）公开承认荷兰对东印度负有道义政策，宣布在该殖民地推行所谓的“道义政策”（Ethical Policy），在当地投资兴建学校、医院、铁路、灌溉等基础设施。

得益于“道义政策”的推行，越来越多来自本地中上层精英家庭的子弟获得了接受正规欧式教育的机会。然而，荷兰在东印度兴办的学校仅限于中小学及少量初级职业学院，目的是为日益扩张的荷印官僚机构训练中下层职员，殖民体系的顶层依然由荷兰人牢牢把控。根据当局的规定，荷印政府中的高级职位仅向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士开放，而由于殖民地并没有大学，本地人想要跻身社会上层需要克服诸多系统性困难。为实现阶级跃升，一小部分本地精英家庭的子弟踏上了赴欧洲求学的旅途。留学期间，这些家境优渥的印尼学生受到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自己的印尼身份进行了重新审视，创办了致力于推动印尼独立的学生组织印度尼西亚协会（Perhimpoenan Indonesia）。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的默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苏丹·夏赫里尔（Soetan Sjahrir）、鲁斯塔姆·埃梵迪（Roestam Effendi）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荷兰在东印度推行的“道义政策”反映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状态，即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谓的“白人之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在欧洲殖民者眼中，广义的东方世界是落后、愚昧、非文明的，白种人肩负着给有色人种带去文明与开化的道义责任。在此逻辑下，东方种族并不会主动地拥抱“现代性”，以寻求自身的发展。因此，白种人有必要积极地推动殖民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并认为殖民扩张具有正当性，业已存在的白人种族优越感也因此被进一步巩固。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欧洲列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纷在各自的殖民地兴建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医疗与其他类型的社会福利。但与此同时，荷印政府所推行的“道义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殖民官僚体系的扩张。在此背景下，殖民当局的家长式作风日益凸显，对当地的政治管控力度也大幅增强，因种族制度产生的固有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深化。

192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东印度居民开始表达他们对荷印政府的不满，认为“道义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让本地人获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当局在发展当地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表现也乏善可陈。而许多荷印官员则认为，“道义政策”的推行使殖民地的政治环境变得过于宽松，许多印尼人不仅不知道感激，还深受欧洲社会主义思潮、中东泛伊斯兰运动等外界因素的荼毒，不断组织罢工、游行等反殖民活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过分要求。此外，荷印政府意识到“道义政策”的推行耗资巨大却成效有限，渐渐对该政策含糊其辞，淡化自由主义思想对荷印政策的影响，并逐步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管控。在荷印官员看来，“印尼人民离不开殖民政府的引导，因为他们没有管理自己的能力。”

19世纪以来，往来于欧洲宗主国与东南亚殖民地之间的民众与日俱增，而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远距离跨洋航行变得越来越便利。工业革命推动了造船及航行技术的进步，蒸汽机、金属船身、高速船帆，以及更有韧性的绳索被广泛应用于跨洋航行的船只，大大提升了它们的适航性和船速。而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欧亚之间的航程被大大缩短，对欧亚间的贸易模式，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关系，以及人员、货物往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世纪初，荷兰及东印度之间的单程航行往往需要数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方可完成，但仅仅过了一个世纪，同样的航程被缩短至16 ~ 24天。

20世纪初，荷兰与东印度之间的航路由三家轮船公司垄断，它们分别是1870年创立的荷兰轮船公司（Stoomvaart Maatschappij Nederland），1883年创立的鹿特丹劳埃德（Rotterdamsche Lloyd）和1891年与英国合资创立的荷兰海洋轮船公司（Nederlandsche Stoomvaart Maatschappij Occean）。虽然三家公司名为私营股份制公司，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在实际的运转中却处处反映着荷兰政府的政治意图。跨洋航行中，三家航运公司与荷印政府积极合作，帮助当局对本国乘客及外籍旅行者进行监控与管理，成为了殖民政府名副其实的海上代理人。

1926年末1927年初，印尼共产党在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组织了一系列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经验、仓促准备、组织不力，起义很快被当局镇压，当地左翼组织也因此遭到了全面清剿。尽管如此，这一连串的武装起义还是引起了荷印政府的高度警觉，认为殖民政策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而大部分印尼民众对西方政治思想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之所有少数人揭竿而起完全是受到了境外势力，尤其是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亚洲民族主义革命的鼓动。因此，尽管印尼共产党起义被迅速镇压，但当局的恐慌却丝毫没有消退。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对 “外部带有煽动性的幽灵”（phantom of external agitation）加以防范，反殖民运动必然会卷土重来，严重危及到东印度的稳定与秩序。

在此背景下，荷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其警务情报机构“调查总局”（Algemeene Recherche Dienst）的人员配置，并于1927年起按月向东印度重要官员及核心部门报送《政治警务调查报告》（Politiek-Politioneele Overzichten, PPO），对共产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泛伊斯兰运动、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等相关情报进行汇编并加以分析。为了对所谓的“外部幽灵”加强防范，调查总局对往来于印度洋上的流亡革命者、归国学生领袖、宗教人士，以及一切可疑的外国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而作为帝国官僚机构的延伸，三家垄断了欧亚航路的荷兰公司也在这张巨大的情报网络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积极配合当局，提供乘客名单及其他相关信息，协助政府对重点人群进行排查，并将殖民地的法律与规定移植到了跨洋航行的轮船上。通过与航运公司进行合作，荷兰政府将其在东印度施行的严格管控拓展到了浩瀚的大洋之中，其强势家长式作风所造成的影响也因此大大突破了帝国的地理边界。但是，正如充满恐惧与焦虑的荷印政府无法有效侦测到陆地上所有的反殖民活动，航运公司想要在漫长的航程中完全掌控乘客的一举一动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三家航运公司出台的一系列苛刻的管理规定恰恰反映了它们的脆弱性。

跨洋航行的轮船实行着与殖民地相类似的森严种族制度，并依据该制度对船员等级和乘客舱位进行严格划分。印尼籍船员必须在欧洲上司的领导下工作，随时受到后者的监督与刁难；除了少部分爪哇贵族，印尼籍乘客只能购买三等舱的船票，且不得在航行时在头等舱和二等舱逗留。因此，在欧洲和东南亚间航行的游轮成为了“帝国的殖民教室”。在跨洋航行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欧洲游客在有意无意间参与了以“殖民行为规范”为核心内容的教育活动。此类活动由轮船公司精心安排，旨在帮助游客形成统一的“欧洲身份认同”。通过与船上的非欧裔人种互动，游客们在上岸前便可以熟练地掌握殖民地以种族制度为基础的生存法则。

三 印度洋与泛伊斯兰运动

除了防范印尼民族主义运动，垄断欧亚航线的三家航运公司也积极配合荷印政府，对往来于印度洋上的穆斯林人口进行严密的监控。随着航海技术的迅猛发展，原本困难重重的穆斯林朝觐之旅变得相对容易，这也使得越来越多朝圣者往来于东南亚和中东之间。在1919至1940年之间，约35.9万名印尼穆斯林前往中东朝圣，占该时段全球海外朝圣总人数的31.5%。通过为数以万计的穆斯林朝圣者提供超越帝国边界的航运服务，荷兰轮船、鹿特丹劳埃德、荷兰海洋轮船三家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但与此同时，荷印政府对朝觐之旅的焦虑也与日俱增。当局担心朝圣者们受到中东泛伊斯兰运动的影响，返回印尼后发起以宗教为旗帜的反殖民斗争。

在荷兰官员眼中，印尼穆斯林朝圣者是一个既脆弱又危险的群体——朝圣者们对中东的伊斯兰教长们（sheikh）言听计从，而两者间频繁的交流与互动会给东印度的安全与秩序造成巨大的威胁。因此，荷印当局要求航运公司配合其工作，让“单纯的”印尼穆斯林朝圣者免受教长们的蛊惑与利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航运公司借鉴了荷印政府管理殖民地的方式，试图对印尼穆斯林在朝圣之旅中的言行举止进行监视。航行途中，三家公司对乘客进行严格的登记，尽可能防止他们与麦加的伊斯兰教长以及也门哈德拉毛地区（Hadrami）的阿拉伯人进行接触，使其免受反殖民思想的影响。在荷印当局和航运公司的协助下，殖民地的种族区隔政策及监视可疑人员、维护治安的各种手段被移植到了海上，航运公司也因此在殖民与反殖民势力进行政治对抗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而重要的角色。

东印度赴麦加朝觐的人数在20世纪20年代末大幅增加，让荷兰航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与此同时，三家公司所面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一方面，英国的航运公司同样运营着东南亚与中东之间的航线，票价相对低廉且乘坐起来更为舒适，在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获得较好的口碑。来自爪哇、苏门答腊等地的朝圣者可以乘小船至新加坡等英属殖民地港口，再从那里出发前往麦加。另一方面，印尼穆斯林团体开始不断表达他们对欧洲人垄断朝觐航线的不满，认为唯利是图的荷兰公司让朝圣者们在途中受尽折磨。鉴于此，荷属东印度最大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团体穆罕马迪亚（Muhammadiyah）试图创办一家由穆斯林自己经营的航运企业，以挑战荷兰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然而，荷印政府认为印尼本地人运营朝圣航线远非单纯的商业行为，对穆罕马迪亚提出了苛刻的经营要求，加上荷兰竞争对手反复的游说与排挤，该计划最终胎死腹中。

在此过程中，三家航运公司与荷印政府相互支持——前者依靠后者的政策扶持持续垄断着利润丰厚的跨印度洋航路，而后者则通过三家公司的航运网络，将其对殖民地的铁腕控制拓展至广阔的海上空间。穆斯林朝圣者的跨洋移动既与航运公司的经济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也关乎荷兰东印度统治根基的稳定。因此，当局将对朝觐者的监管视作维护殖民地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除了在海上对东印度穆斯林人口进行监控，荷兰政府还构建了遍布印度洋沿岸各地的情报搜集网络。

20世纪上半叶，大量来自荷属东印度穆斯林学生前往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Al Azhar University）留学，学习伊斯兰教义及法律。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最高学府和各地穆斯林学子们趋之若鹜的学术殿堂。而在荷印官员眼中，爱资哈尔则是为泛伊斯兰运动训练生力军的基地，孕育反殖民力量的温床——来自印尼的学生及商人们长期在中东生活，无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带有强烈反殖民色彩的政治宣传及宗教思想的影响。当他们带着这些思想回到印尼，在社会中大肆传播反荷言论，殖民地的安全与稳定也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荷兰在沙特港口城市吉达（Jeddah）建立了领事馆，除了处理常规的外交事务，还负责监控并管理前往麦加的朝觐者以及遍布整个中东地区的印尼学生、商人，在遏制泛伊斯兰主义和印尼民族主义运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以驻吉达领事馆为中心，荷兰建立起了一张跨地域的人员监控和情报搜集网络，将巴达维亚的荷印政府、运送穆斯林朝圣者的航运公司、长期旅居中东的印尼商人，以及在开罗学习的留学生串联了起来。驻吉达领事馆由荷兰官员担任要职，同时聘任了大量印尼穆斯林工作人员，以求对旅居中东的帝国臣民进行更为有效的管理。除了掌握人员流动的基本信息，领事馆还长期对印尼留学生中流传的各类读物进行筛查，以防中东反殖民言论对该群体产生影响。考虑到反殖民思想对印尼留学生的渗透无处不在、防不胜防，荷印政府在1930年代开始大力劝阻印尼青年学子赴中东求学。

1926末1927年初，印尼共产党在多地发动武装起义，遭到了荷印当局的残酷镇压。当时恰逢全球穆斯林朝觐人数迅速增长，荷印政府惊恐地发现不少革命人士乔装成朝圣者顺利逃脱了追捕、流亡海外；其中一部分革命者选择前往附近的英属马来亚，在亲友的接济下得以迅速找到谋生之道，毫无难度地融入当地马来社会；另有一些人踏上了前往中东的旅途，在当地印尼侨民聚居区安顿下来，一边等待形势变化，一边尝试建立新的联系。防止印尼反殖民势力合流成为了荷兰官员眼中的当务之急，因此开始积极地寻求与英国当局进行深度合作。相比荷兰，英国经营着更为辽阔的殖民帝国，势力范围涵盖了包括南亚、东南亚及中东在内的整个印度洋沿岸地区，运转着成熟且高效的人员监控与情报搜集网络。而在英国看来，两国在东方世界有着诸多共同利益，面对着类似的威胁，与荷兰进行广泛的情报合作可以有效打击反殖民势力的跨境流动，有助于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

一战之后，英国从奥斯曼帝国获取了红海沿岸小岛卡玛兰（Kamaran）的控制权。1926年，英荷两国在岛上共同设立了隔离检查站，规定往来于中东与东南亚之间的穆斯林朝圣者必须在该岛停留接受检查，以防他们携带的传染病病毒在陆地传播。英荷两国政府在卡玛兰岛上进行了广泛合作，但涉及的领域却远不止传染病防控。在船只停留期间，岛上的工作人员会对航运公司和各国驻吉达领事馆提供的乘客名单进行认真比对，以确定朝觐者的身份真实有效，没有逾期停留，且没有在朝圣期间在涉足危险的政治活动。

身处中东和东南亚的英荷殖民官员们频繁地交换书信、电报，并对可疑人物进行严密的监控。例如，英国驻巴达维亚领事于1927年7月向该国驻吉达领事发出电报，称其从荷印情报部门获得消息，有数名印尼流亡革命者抵达麦加，试图在朝圣者当中散播反政府言论。此外，他还在电报中提请英国驻中东的官员们特别留意印尼伊斯兰联盟（Sarekat Islam）领袖阿古斯·沙林（Agus Salim），因为荷方情报称他在中东朝圣期间有可能接触苏联人士。最后，该领事补充道：“倘若我们能为荷兰方面提供任何关于沙林在阿拉伯半岛言行的信息，相信荷印调查总局的局长会非常感激。”

这封简短电报只是英荷情报合作的一个缩影，却反映出英荷双方在帝国域外治理方面已达成默契。虽然两国政府首要关注的是各自殖民地的稳定，但由于反殖民势力所形成的网络不断拓展，两国行政与情报机构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向外延伸，大大超越了帝国的陆地边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荷两国在印度洋沿岸进行了密切的情报和警务合作，体现了帝国对其殖民地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另一方面，这种合作恰恰反映了殖民当局对其无力完全掌控信息、无法根除反殖民势力威胁的惶恐与不安，帝国的脆弱性也因此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结 语

在传统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叙事中，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通常带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欧洲列强因海而兴，但在绘制帝国版图时，却常常着重强调其势力范围的陆地属性，将帝国框定在一定的陆地边界之内。而民族主义者站在殖民帝国的对立面，指责后者侵占了本地人的土地，掠夺了殖民地人民在该地域范围内理应占有的资源和相关利益。因此，在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从外来者手中“夺回”土地向来是反殖民势力所关注的焦点，也是反殖民斗争获得合法性与正当性的重要依据。尽管民族主义与陆地之间的天然纽带难以割裂，但海洋却可以为研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新视角，有助于挑战殖民统治与反殖民运动以陆地作为基本框架的传统叙事方式，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认识。

从某种程度上说，殖民帝国的陆上领地及其试图控制的跨洋航路是相互依存的。也正因如此，帝国主义绝不仅仅存在于宗主国与殖民地有限的陆地疆界之内，更存在于两者之间广阔的海洋空间。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推动了航海技术的迅速革新，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则大大缩短了欧亚之间的航程，使得越来越多旅客能够更为便捷地进行跨洋航行，客观上让欧洲宗主国与亚洲殖民地之间的纽带变得更为紧密。20世纪上半叶，得益于欧洲自由主义思想之影响，殖民地的社会福利取得了一定进步，一部分本地精英子弟得以在当地接受欧式教育，其中一部分人更是获得了赴欧洲留学的机会。在学习期间，他们受到了欧洲社会思潮的影响，民族主义意识不断增强，逐渐成长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与此同时，印度洋航线日臻成熟，使得大批东南亚穆斯林赴麦加朝觐成为可能。在殖民政府的授意下，欧洲航运公司完全垄断了东南亚与中东之间的航线，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随着大量印尼学生、商人及朝圣者旅居阿拉伯世界，荷印当局也产生了深深的恐慌，担心源于中东的泛伊斯兰运动及当地反殖民思想对东南亚殖民地的社会秩序造成影响。

在航运公司、外交使节的协助下，荷印政府得以将其在陆地上进行的强权统治，特别是警务及情报网络向外延伸，对旅行到帝国之外的殖民地臣民加强监控。荷印当局的这种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受其家长式作风的影响，东印度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运动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在二战前基本保证了东印度社会的稳定。但是，海洋空间无比广阔，荷印当局不可能完全像在陆地上一样对跨洋航行的旅客保持绝对控制。因此，荷兰与英国试图在印度洋沿岸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情报合作，建立起成熟的监控网络。这既体现了欧洲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手段与统治能力不断增强，也暴露了它们在殖民管理中存在大量的盲区与弱点，为各种反殖民势力的出现与崛起提供了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荷兰与东印度反殖民势力之间的博弈并不仅限于环印度洋地区，类似张力还普遍存在于受20世纪初亚洲革命浪潮影响下的太平洋沿岸，以及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内部联系逐渐加强的印尼群岛之间。传统历史叙事以陆地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对解释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此类“去地域性”特征是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的。因此，进一步突破殖民帝国及民族国家边界，以海洋为线索对各地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重新审视是极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