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与跨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他的“椰壳碗之战”
谢侃侃
摘要
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更是过去数十年间全球人文与社科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此外,安德森的作品涉及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领域,其本人是一个无法被单一学科标签定义的学者。本文以其回忆录《椰壳碗外的人生》为线索,探讨安德森在其学术生涯中试图跳出的六大“椰壳碗”,即身份束缚、西方中心主义、书本迷信、狭隘地方主义、学科边界、学术象牙塔,并结合对西方东南亚研究的反思指出打破上述壁垒的必要性。
关键词
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 东南亚研究 区域与国别研究 跨学科方法
印尼语中有一句表达:“katak di bawah tempurung”,直译过来的意思是“椰壳碗底的青蛙”。青蛙生活在椰壳下,以为在壳子里看到的便是整片天空。这一俗语与中文成语“井底之蛙”类似,常常被用来形容鼠目寸光、循规蹈矩却又骄傲自满的人。学术大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中文及印尼语版回忆录均以《椰壳碗外的人生》命名,译自英文原版《边界之外的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Anderson,2016a)。该书完成于 2015 年安德森去世之前的几个月,2016 年由 Verso 出版发行,中文版于两年后问世。[1] 安德森著作等身,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更是过去数十年间全球人文与社科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此外,安德森的作品在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领域被广泛阅读、引用,其本人也是一个无法被单一学科标签定义的学者。
安德森在《椰壳碗外的人生》中用其一贯诙谐而犀利的语言回顾了自己非同寻常的一生。熟悉安德森的学者说,这本回忆录读起来就像安德森用自己口吻写成的悼词,字里行间充满幽默,却又处处针砭时弊,流露着他对学术、人生与世界的深刻反思(Kurlantzick,2016)。然而,安德森写作《椰壳碗外的人生》的目的却不仅限于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提到的,两个紧密相连的主题贯穿全书:一是翻译之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二是对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批判,并指出忽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与一般回忆录不同,《椰壳碗外的人生》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而是沿着大致的时间线分主题阐述了作者一生遇到并努力跳出的六个“椰壳碗”,即身份束缚、西方中心主义、书本迷信、狭隘地方主义、学科边界、学术象牙塔。安德森书中所描述的“椰壳碗”有两种,第一种是针对个人的,比较明显,与汉语语境中的“井底之蛙”类似——受制于视野局限和信息不对称,许多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却浑然不知,不屑于探寻未知的外部世界;还有一类“椰壳碗”则是系统性的,相比之下更为隐蔽——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近现代历史的变迁,人类知识生产的方式经历了重大变化。欧美中心主义支配世界,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学术生产受各种政治活动影响,学科划分在推进标准化和专业化的同时导致不同领域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等等。本文以安德森叙述中的六个“椰壳碗”作为线索,结合“翻译”与“地方主义”两大主题,将安德森的生平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
一
身份束缚
安德森跳出的第一个“椰壳碗”是自己的身份束缚,这一跳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安德森在回忆录第一章回顾了自己人生的前 21 年:1936 年生于中国昆明,其父是爱尔兰人,受聘于西方列强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其母则来自英格兰典型的上层中产阶级家庭;此外,他的幼年成长还受到了家里说法语的越南佣人的影响。为躲避战火,安德森于 1941 年随家人赴美,并于战后返回欧洲,在爱尔兰继续学业,随后被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及剑桥大学录取,接受古典学教育。得益于家庭环境的熏陶,安德森很早便养成了广泛阅读的习惯并学习了德、法、俄、拉丁等多门语言。另外,安德森从小旅居多国的经历不仅让他在成长过程中始终对不同文化保持开放而包容的态度,还逐渐培养起一种对不同文明进行不断探索与学习的好奇心。虽然这种四海为家的经历也曾使安德森对其身份产生过疑惑与不安,使其因周遭对其言行有意或无意的嘲笑与批评而苦恼,但他却能够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应对。得益于这种“多重边缘身份”,安德森培养起一种对不同文化的敏感触觉和强烈求知欲,并由此转化成为对世界范围内受压迫人民的理解与同情。
安德森在回忆录中对他在伊顿和剑桥接受的古典学教育进行了辩证的批判。他认为,古典学教育是西方统治阶级进行自我克隆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从中产子弟中选择并培养继任者。然而,随着大英殖民帝国的衰落,尤其是 20 世纪中叶后走向瓦解,以古典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方式亦逐渐式微。但另一方面,安德森承认自己是享有特权的幸运儿:作为接受旧式优质人文教育的最后一代,他得以在博览群书的同时又不受到现代学科分界的束缚,从而培养了自己对文学、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的浓厚兴趣。美国在二战后确立了霸权地位,由新自由主义思想引领的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实用主义之风盛行,经管等“有用”的学科成为了大学教育中的显学,各专业之间的分野也越来越明显,而无法顺应高等教育“市场需求”的古典学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学科精细划分已成为高等教育常态的今天,许多学者又提出要推进与古典学渊源颇深的跨学科方法。安德森指出,学者们要冷静地看待学科边界的形成与流变,有意识地与其保持距离,对学术潮流不加批判便盲目跟风是极其危险的。
二
西方中心主义
安德森跳出的第二个“椰壳碗”是西方中心主义,而跳板是战后在美国蓬勃兴起的区域研究。20 世纪 50 年代,冷战格局逐步形成,世界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大影响,形成所谓的“多米诺效应”,深入了解并控制第三世界成为了西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当时,美国刚刚确立其全球霸权。由于缺乏欧洲老牌殖民帝国的知识积累,美国急需训练一批熟练掌握世界各地语言、了解当地状况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此背景下,区域研究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美国东南亚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中迅速发展,并随着美国在六七十年代深陷越战泥沼而达到顶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等政府机构的支持下,大量研究经费流向了政治学、经济学等“实用”领域;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随后跟进,支持研究型大学对各自的区域研究项目进行扩张,文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边缘”学科亦随之受益。
安德森认为自己是受英国传统古典学教育的最后一代人,但也是最早一批在美国接受系统区域研究训练的学者。剑桥毕业后,安德森负笈美国,在东南亚研究重镇康奈尔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彼时的康奈尔汇聚了一大批不同背景的优秀学人,对安德森随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师乔治·卡欣(George Kahin)主要研究印尼反殖民运动,与美国政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与人类学系的同事劳瑞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共同创办了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项目(Southeast Asia Program,SEAP)。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任教于语言学系,不仅带动起一大批学生学习印尼语,还牵头创建了享有盛誉的康大图书馆东南亚馆藏。而来自欧洲的哈里·贲达(Harry Benda, 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和克莱尔·霍特(Claire Holt)则研究东南亚历史与文化。以上激发了安德森对该地区的强烈的兴趣。
康大东南亚研究的课程设置很有特色,国别研讨班(country seminar)由来自不同学科的教授合作开设;此外,关注不同国家的研究生们还可以选修跨国或跨区域比较研究的相关课程,努力跳出以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分析框架的研究范式。另外,康大区域研究尤其重视语言训练,要求研究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受此训练的学者不仅要深入分析当地文本,还要进行深度的文化浸润,从而能够用本土理论解读本土现象。在安德森看来,这种培养方式使学者们能够长期植根于各自研究的区域,且在不经意间培养出一种对所研究区域的特殊依恋,其思想亦会受到当地社会氛围的影响。例如,研究印尼的学生受五六十年代印尼民族主义革命的影响,反对美国挑起越南战争;研究泰国的学生则受泰国军人——君主政府的影响,在政治上偏保守,支持对越作战。
直到晚年,安德森仍然坚持使用印尼语写作,如他本人所言,自己经常会在印尼语的梦境中“呓语”。安德森的英文著作中常常有大量解释本地语言中细微差别的脚注,这些脚注不仅反映了他对外语的敏感触觉,更是对语言之间“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的精妙诠释。安德森指出,学习外语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获得将甲语言的信息转化为乙语言的翻译技能。更重要的是,外语学习者需要透过所学语言,在情感上、经验上和认识论方面进行具有批判性的换位思考。在各学科积极倡导“专业化”及“科学化”的今天,许多人诟病美国区域研究的传统范式,认为受到这种训练的学者视野狭窄,缺乏科学思维,在研究中强调描述现象却轻视理论,成果缺乏科学性和广泛适用性等。相似的是,虽然中国学界近年来积极倡导发展区域研究,但研究者的非通用语能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如此,“外语无用论”在一部分人群中颇有市场——经常有人对中国非通用语教育提出质疑,批评接受非通用语训练的研究者“学术能力欠佳”“学科背景薄弱”,并认为语言能力的提升对从事相关工作帮助不大。诚然,对现有外语教育进行反思非常必要,但这种将外语定位为“工具”,功利地把非通用语教育看作职业技能培训的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毫无疑问,安德森丰硕的学术成果是对此类观点最为有力的回击,但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想象的共同体》流畅叙事与巧妙构思,以及它在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这部理论巨著的根基恰恰是安德森几十年来在语言学习上的辛勤耕耘与积累:谈及安德森的语言能力,不少人惊叹于他掌握语言之多,却选择性忽略了他理解语言之深(Heer,2015)。
三
书本迷信
第三个“椰壳碗”是对书本的迷信,即通过田野工作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为了给自己的博士论文搜集一手资料,安德森于 1961—1964 年在印尼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实地调查。安德森认为,在田野中仅仅从事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要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拥抱各种可能性,培养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将自己充分浸润到当地社会与文化中。到达印尼后,安德森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校园中学习的标准印尼语太过于正式,与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差别很大,他也因此意识到脱离了实际运用的外语学习是局限而低效的——“三年课程远不如半年的实地生活”(安德森, 2018)。在经历了初到印尼的交流不畅后,安德森开始广交朋友,做了一些费时费力甚至“不务正业”的事情:为感知当地社会之多元而学习爪哇语,为对比地区间的差异而四处游历,为探索政治与文化的互动而沉迷于面具舞和皮影戏等等。
安德森田野工作的重要一项是对形形色色的本地人进行访谈,其中包括一对身份特别的兄弟——哥哥是印尼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弟弟则是陆军情报部部长,专门负责监视印尼共产党的活动。兄弟俩政见相左,却相处融洽。这样的兄弟关系恐怕是熟谙政治学理论的西方学者难以理解的,但类似情况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印尼却并不罕见,安德森因此意识到需要用更为立体的思考方式分析个体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基于同样的原因,安德森在采访完日本前海军少将前田精(Tadashi Maeda)后决定对博士论文题目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重新审视日本占领对印尼产生的复杂影响,而不是简单地把二战视作印尼从被殖民走向独立的一段插曲。
在安德森看来,学者们要像驾驶帆船一样,做好准备随时“捕风”(印尼语:tjari angin),即突破自己的舒适区,积极应对意料之外的机会与挑战。安德森经常把自己的田野心得传授给学生,认为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学者们在田野调查时要尽可能地接受各种邀请,从而在陌生的环境中打开思路,找到灵感,甚至获取意想不到的研究素材。
安德森是一名在学术探索中孜孜不倦进行“捕风”的优秀代表。印尼政局在 1965 年的“九三零事件”后发生了剧烈的震荡——为防止印尼陆军高层策动旨在颠覆苏加诺总统的军事政变,一群中低级别军官与士兵先发制人,绑架了五名高级将领并将其杀害。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之后,掌握了军队领导权的苏哈托将军轻松地平息了这场风波,却指责印尼共产党为这场所谓“政变”的幕后主使。在接下来的数月内,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陆军集团逼迫苏加诺退位,并对印尼共党员及其追随者展开了疯狂的清除,约 50万人在屠杀中丧生,另有上百万人遭受了非法逮捕、监禁和虐待(Robinson,2018)。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深受意识形态对抗思维影响的欧美各国对这场骇人听闻的杀戮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而安德森却与康奈尔同僚弗雷德·邦内尔(Fred Bunnell)及露丝·麦克维(Ruth McVey)合作,对当时的印尼广播和报刊杂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撰写了《印度尼西亚 1965 年10 月 1 日政变初探》(“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1965,Coup in Indonesia”),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康奈尔文件》(Cornell Paper)(Anderson et al,2009)。安德森等人在这篇报告中指出,这场所谓的“未遂政变”并非像苏哈托政权所宣称的那样由印尼共策划,而是由印尼军方的内部冲突所致。这一结论使美国国务院及苏哈托的追随者们大为恼火,印尼政府也因此将安德森列入黑名单,使其在随后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无法入境印尼从事研究工作。安德森此时刚刚在康奈尔留校任教,被所研究国家拒之门外无疑对其学术生涯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安德森被迫转向泰国和菲律宾研究,反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
狭隘地方主义
安德森被迫跳出的第四个“椰壳碗”是区域研究这个“初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个让他无比眷恋的印尼。表面上,安德森中途转向研究泰国和菲律宾,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思考。但更重要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置身于美国学界,安德森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安德森以美国大学政治系的方向划分为例,指出把“美国政治”方向置于“比较政治学”方向之外是无比荒谬的——美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生活并非不可比拟,将“美国政治”单列的根源是矛盾的美式实用主义和妄自尊大的排外主义。
一方面,注重实效的美国政治学界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科学化”,故很少生产出欧洲式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另一方面,美国学界又对理论充满了迷恋——这些理论就好像晚近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高端商品,具有天生的“时效性”:“在 X 那一年,学生们必须阅读理论 Y,而且对之多少有些敬畏,同时对过时的理论 W 严阵以待。不出数年,他们被告知要对过时的理论 Y 严阵以待,欣赏理论 Z,忘记理论 W。”(安德森,2018)124 此外,受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影响,一些比较政治学家习惯于以美国为标尺衡量他国,对比其他国家是多么靠近或远离美国的自由、法治、经济发展、民主进程等等。安德森戏谑地将其称为“看看我”理论,反映了一种典型的“椰壳碗下的青蛙”心态。
安德森以自己的著作为例,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建立起三种差异明显却又相互关联的比较框架的。安德森的早期作品《爪哇文化中的权力概念》(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受到身边研究古希腊政治哲学的同事与印尼朋友的共同影响。在这一研究中,安德森对比了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异同,对一些学者所持有的“印尼政治非理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论断进行了驳斥。他认为,爪哇人的政治行为反映了他们对“权力”这一抽象概念的理解,在其特有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具有合理性,而且与西方语境中的“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有诸多相似之处(Anderson,1990)18。
安德森在其代表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则侧重在跨越地理区域的框架中探讨国家之间的相似性,阐释了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想象的共同体》开创性地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概念,解释了民族主义蕴含巨大感情力量的根本原因,挑战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将欧洲作为民族主义发源地的偏见,填补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关论述中存在的空白(Anderson,2016b)。
安德森到晚年依然笔耕不辍,公开承认《想象的共同体》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他在这部作品中的分析大多以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框架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将各地串联起来的多重网络。安德森对自己早年著述的批判性审视催生出又一力作《三面旗下: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想象 》(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在这本专著中,安德森研究了科技进步,尤其是电报和轮船的广泛使用对激进政治思想的传播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所产生的横向推力(Anderson,2007)。
在安德森看来,上乘的比较研究作品往往具备四个特质:(1)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构建不同的框架,提出不同的假设,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比较对象的异同;(2)比较研究要合乎情理,但有益且出人意料的对比同样必要;(3)跨越地理区域的横向对比与跨越不同时段的纵向对比并重;(4)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和语言障碍,拥抱陌生感与缺位体验。
五
学科边界
安德森跳出的第五个“椰壳碗”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学科。工业革命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也对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专业化学科分类的出现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之一: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纷纷创办,造成学界派系林立;大学内部的资源分配和财务系统设置均以学科为基础,使得权力集中掌握在少数资深教授的手中;人们过度乐观地认为学科是在广阔的知识海洋里进行的科学划分,而实质却是院系以管理和预算空壳的形式存在并自我维持。这一趋势在二战后加剧,随着入学人数和学位授予人数的飙升(量变),美国大学的培养模式发生了质变,职业化程度大幅提高。这些变化导致的结果包括院系越来越热衷于提供标准化的课程,学生阅读大致相同的书目,学者不关心其他领域的发展,研究方向受就业市场左右等。学科遵循工业化社会持续扩大的劳动分工逻辑,划定了自己的边界和规则,以此为基础的学术界也因此致力于维持当权学者既有的研究兴趣,院系变得保守而僵化,与大学鼓励学术创新的根本使命相冲突。
在安德森看来,区域研究成为了学科不断走向自我孤立的重要抗衡力量。区域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弥补了学科的不足,缓和了学术研究领域与学科体制权力之间的“失配”(misfit)。学科与区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优秀的学者往往在两种环境中都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东南亚研究可谓大师辈出、群星璀璨。除安德森外,该领域还涌现出了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等理论大师,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进了主流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接纳和认可。
此外,安德森还批判了社会科学领域预设研究结果,继而进行证实或证伪的研究方法。安德森在辅导学生时有一句口头禅常挂嘴边:“你的研究特别在哪儿?”(“What is odd about your research ?”) ——在他看来,“无趣”(dullness)是要在研究中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好的研究者需要从没有预设答案的问题出发,寻找适合的智识工具(研究方法)并广泛地寻求外界的智识文化帮助(来自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在此过程中,运气和时间同样不可或缺,研究者需要对素材和思想进行不断的梳理和沉淀,从而让研究变得连贯且符合逻辑。安德森再次以《想象的共同体》为例,指出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深受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历史学家(布洛赫、费弗尔和马丁)、人类学家(特纳)、语言学家(奥尔巴赫)、小说家(斯托)和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本杰明)的影响。
令人意外的是,安德森否认自己在其研究中刻意地进行了跨学科尝试,因为对其产生影响的人未必都是“代表某一学科的教授”。安德森也无意尝试建立一套系统性的超学科视野,且不认为《想象的共同体》“属于”任何学科:它是历史研究却没有使用太多的档案和一手资料;它使用了比较政治的框架却很少引述政治学著作。此外,安德森坦言,尽管跨学科研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进行优秀的跨学科研究是困难的。一方面,很多“文化研究”借跨学科之名旁征博引,但研究本身却杂乱无章,涉及了多个学科却又都只是浅尝辄止;另一方面,为了调和两门或以上学科的关系,一些研究者不切实际地想要在其所涉及的每一门学科中都进行深厚的积累,极具野心地建立起囊括多门学科的超级框架,但最后却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在时间、资源和精力都有限的情况下真正做好这样的工作。
六
学术象牙塔
安德森终于在晚年跳出了第六个“椰壳碗”:学术的象牙塔。安德森的挚友加藤刚(Kato Tsuyoshi)指出:“学者往往倾向于在他们的世界里沾沾自喜,被他们的学科专业术语包围和保护着。专业术语是他们的祝福也是诅咒。它们的使用促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证明其使用者的职业资格。但它们也可能变为一个囚笼。”(安德森,2018) 安德森认为,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与其他以具体学科为立足之本的学者间最明显的区别是前者对所研究地区、社会、文化、人民的强烈依恋。进入花甲之年,安德森决定“阶段性退休”,一半时间留在康大,一半时间住在东南亚。对他来说,这种退休生活不仅不痛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安德森也因此得以回归他所热爱的区域研究,无所顾忌地培养新兴趣,探索新问题,进行新尝试。安德森在《三面旗下:无政府主义与反殖想象》中借用了小说的叙述手法,不停地在不同场景间进行切换,描绘了一个连接世界各地早期民族主义者的庞大网络;他进一步培养了自己对电影的喜爱,向东南亚影评杂志撰稿,思考为何长期以来电影制作人与学者间互动甚少;他还展开新的田野调查并尝试用非传统手法撰写民族志,将泰国佛寺制作的水泥雕像与西方传教士在菲律宾群岛散播的“官方迷信”进行对比,探索其中的内在联系。
1998 年,统治印尼 30 余年的苏哈托政权在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国内政治动乱中轰然倒台,安德森也得以在阔别印尼 27 年后重返故地。再次回到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国家,安德森开始对一本青年时代偶得于雅加达二手书市的小册子进行深入研究。这部小说名为《烈火与灰烬中的印尼》(Indonesia dalam Api dan Bara),创作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印尼独立革命时期,为华裔作家郭添清(Kwee Thiam Tjing)用笔名 Tjamboek Berdoeri(“带刺的鞭子”)所作(Berdoeri,2004)。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主人公跨越荷兰殖民、日本入侵及印尼独立革命时期的丰富经历。书中文字以印尼语为基础,却也夹杂了大量荷兰语、爪哇语及中国闽南方言中的词汇。作者在各语言间的切换行云流水,文风犀利却难以直接进行翻译。安德森积极努力,为这部小说重新作序并添加了大量注释,最终使这部非同寻常的作品于 2014 年重见天日。有趣的是,负责再版的印尼书商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错误地将安德森名字里的 Benedict 拼写成了 Bennedict。而安德森却将错就错,将 Bennedict Anderson 用作笔名频频为印尼当地媒体撰文,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与印尼当地盛行的“真亦假,假亦真”(Aspal)文化进行互动。
2015 年 12 月,安德森在印尼大学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演讲,几天以后便在东爪哇玛琅市安详辞世。逝世前,他对当地媒体抱怨说印尼当前的政治生态死气沉沉,不再有令人心潮澎湃的新思想出现。诚然,安德森在其学术生涯最为活跃的几十年目睹了印尼的革命与独立,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政变、金融危机与政权更迭;相比之下,1998 年后印尼进入了民主改革阶段,政治和社会状况确实总体趋于平稳。笔者理解安德森的失望之情,却不完全认同他的这一看法。毕竟,放眼印尼及整个东南亚,新鲜事物一直在不断涌现,但相关研究却整体滞后甚至极度匮乏。东南亚研究在二战后意识形态对抗的夹缝中兴起,从出现之初便饱受“存在危机”的困扰。以东南亚研究为代表,美国区域研究走过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蓬勃发展,70—90 年代相对衰落以及 90 年代后的重新崛起。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东南亚研究却奠定并巩固了其在西方学界的特殊地位,涌现出安德森、格尔茨、斯科特等杰出学者。拥有安德森的东南亚研究无疑是幸运的,受其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投身学术事业,逐渐成长为推动该领域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安德森对东南亚研究的影响力也许太过于深远了,导致学者们必须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停探索,为“后安德森时代”的东南亚研究重新定位,填补该领域该因安德森辞世而出现的巨大真空。
七
余论
在自传的最后,安德森探讨了“运气”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对“社会力量”“体制结构”“意识形态”等概念充满迷恋,虔诚地寻找“因”与“果”之间的关系,对“机缘”和“运气”的接纳度却很低。安德森认为运气对自己的成功至关重要,并把自己在学术之路上的“好运连连”归因于勇于冒险、拥抱未知。在他看来,运气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如果学者轻易满足于自身环境的舒适与安逸,就不会积极地为好运到来而进行准备,即便真的有好运降临,他们也不会有纵身一跃,跳出“椰壳碗”的勇气。
安德森寄语青年学者,希望他们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身边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经常性的反思和自我批评。抨击他人并不困难,但要在思想上远离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学术“结构”与“范式”却没那么容易:一方面,学科倾向于自设门槛,以防止资质不够的外行轻易进入,捍卫圈内学者的专家地位,其导致的结果是学者们自我孤立,循规蹈矩,趋向保守;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大肆扩张的背景下,大学以实用主义为导向,课程设置趋向专业化、标准化,旨在为学生就业市场做准备,越来越不重视所谓“无用之学”。安德森坦言,《想象的共同体》植根于自己所接受的旧式人文教育,在学科专业化不断深化的今天,再次出现类似作品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都有限制视野、简化问题的倾向。狭隘的民族主义让人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二战后,民族主义在许多国家沦为了维持统治的强大工具,以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作为基本逻辑,强调与外部势力进行对立,淡化跨民族(国族)团结。与之相对,霸权国家打着“人权”的旗号,对他国事务横加干涉,试图建立起一种普适的全球性价值,“民族”和“民族主义”依然是与之抗衡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对全球化的过度迷信同样在无形中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与思想,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信息获取变得轻而易举,却使人们对搜索引擎产生了重度依赖,认为可以在网上可以检索到“任何东西”。文本以词条的形式出现,内容原本含有的细微差别及信息本身的复杂性都大打折扣,而人们却对这类“快餐信息”有着坚定不移的信任。信息爆炸伴随着美式英语在全球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巩固,学者们用英语发表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人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对这种“全球化”进行了顽强的抵制,坚持不用英文发表,却要因此付出学术成果不被国际同行认可、无法获取外国读者反馈等代价。总之,偏激的民族主义和单一的国际主义都有可能成为思想的桎梏,人们必须更加谨慎地处理两者间的关系,把自己从“椰壳碗”下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责任编辑:赵瑾)
本文完稿于 2021 年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左翼跨国网络研究”(20CSS020)的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发于《亚非研究》(2021年第一辑)总第16辑。受版面限制,本公众号只引用了部分原文,注释从略。电子版全文浏览和下载请点击“阅读原文”访问中国知网。
作者谢侃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东南亚研究(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印度尼西亚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