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全球法律与战略年会——“区域与秩序”
第四部分 帝国与区域秩序
会议回顾
帝国焦虑症:东南亚区域视野下的殖民地治安维护、监禁与流放
谢侃侃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助理教授
谢谢中国人民大学的邀请,谢谢昝涛老师的介绍。新锐非常不敢当,刚才听了很多法学院老师的分享,我受益匪浅。本人其实跟法学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今天向大家进行汇报,主题是《帝国焦虑症:比较视野下的殖民地治安维护、监禁与流放》。乍一看这个题目好像跟法学有一些关系,实际上我想探讨的是如何以区域视野进行历史研究,以及殖民时代相关研究对我们现在理解区域秩序有怎样的帮助。
首先要谈的两本书是这学期我要求研究生读的。第一本是Alfred W. McCoy写的Policing America’s Empire,讲的是菲律宾被美国殖民以后,美国如何把自己的监控技术(surveillance)用于殖民地。相比欧洲殖民地国来说,美国的殖民传统比较欠缺,统治技术相对来说不是特别成熟,但通过菲律宾这一实验场,美国做了很多尝试。后来美国在菲律宾的很多实验被用于本土,甚至包括美国二战以后对海外的监控以及所谓的“治安的维护”。第二本书是在人类学这些年受到非常多关注的一本书,作者是美国人类学家Ann Laura Stoler,书名是Along the Archival Grain。该书想传递的意思是,我们除了要把档案作为信息的来源,更重要的是要把档案馆视作田野,批判地看待这些档案是怎样生成的。我们不能只把档案当作信息的来源,然后不假思索地使用,而是要批判地使用上面的信息。
顺着这本书的主旨,我下面展开讨论。我们如何进行区域政治史的研究,如何顺着档案的纹理去理解档案里没写的东西?在这本书中,Ann Stoler提到一个概念,“认知焦虑”(epistemic anxieties)。也就是说,在档案生产的过程中,情报官员通过主观的看法、思考,甚至想象来“生成事实”。情报官员需要想象出他们需要哪种知识,他们需要知道什么,以及他们要搞清楚自己不知道什么 (what kind of knowledge they needed, what they needed to know, and what they knew they did not)。在整个过程中,“认知中不确定的事物”与“所认为的事实”都非常重要。这个学期我带领学生探讨几个问题,一是殖民地区的监禁,尤其是殖民地监狱,二是殖民地的治安维护,三是殖民统治非常重要的手段——流放。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认知焦虑”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它对我们认识二战前的东南亚历史有怎样的帮助。这些内容是我自己的研究,刚才昝涛老师介绍了,我主要做关于东南亚殖民晚期左翼运动的研究,很关注殖民官员进行的情报搜集。在英属马来亚有非常多的华人移民,当时他们出了一份“马来亚政治情报简报”(The Malayan Bulletin of Political Intelligence),大概每个月出一份,讨论当地出现的“危险”情况。我们发现这份简报虽然是关于马来亚的情报汇编,但实际上它所关注的往往是区域以外的事件,甚至是殖民地以外的事情,比如,简报会用非常大的篇幅来探讨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其次是马来亚附近的印度尼西亚,受彼时泛伊斯兰运动的影响,也有很多关于中东问题的讨论,排第四位的才是本土政治事件。可见,英国在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在整个区域里面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区域观。英国在远东的殖民统治绝不满足于控制好自己的殖民地,对整个远东地区都有非常大的兴趣,关注也非常宽泛。
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在一海峡之隔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尼)也有类似的情报网络。荷兰相比英国而言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殖民帝国,印尼是荷兰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作为一个帝国,它的能力(capacity)与治理能力都非常有限。我们可以从荷兰的情报中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即重点关注殖民地的内部情况。荷印政治警察概要依据主题进行划分,排序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华人、工会、海外;而马来亚政治情报简报依据地域进行划分。这两种情报文件的组织形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即殖民官员在理解或者试图理解殖民地治安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些创意,需要主观地生成一些信息从而帮助理解他面对的安全威胁。
我选取了中国革命作为案例。1925年至1927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革命时期,我们发现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的事件对于当时英国和荷兰的殖民情报官员而言,同样非常重要。同样,1925年至1927年之间印尼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主要包括爪哇起义、苏门答腊起义,由于印尼共产党在两次起义中组织不利,行动很快就被荷兰殖民当局镇压了。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与印尼革命放在同一时间轴上,就会发现1926年底至1927年初,发生了非常多对于整个东南亚或者整个远东地区都深有影响的事件,对于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美国的殖民官员来说,信息量有些过大。我想表达的是,当信息过量时,这些殖民官员在试图理解时局的过程中,会生搬硬套很多东西,他们的判断会受到非常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很难找到真相是什么。
再举一个例子。1926年11月,当印尼爆发起义之时,附近英属马来亚的殖民官员如此分析印尼当时发生的情况,他说,“毫无疑问,这个起义是由印尼共产党组织的,因为其具有很强的协同能力,而且整个事件展现出了印尼共产党非常秘密的一些行动。”(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 outbreak was actually organized by the PKI, or Communist Party in Java, as evidenced by the connected character of the rising, the secrecy with which the plans were laid, and the choice of the birthday of Sun Yat-sen as the day on which the rising was to occur)。最后一句话比较可笑,殖民官员说“印尼共产党选择起义的时刻非常重要,因为起义发生时间恰好是孙中山的生日”。我们发现,情报本身也许没有太多价值,但情报官员就直接报上去了。在今天来看非常荒唐,明显是生搬硬套地把过量信息放在一起的分析。
无独有偶,荷兰的情报也是如此。《荷印政治警察概要》写道,情报官员非常担心英属马来亚的华人特别是海南籍华人,认为他们会把中国革命引到他们的东南亚殖民地。殖民官员们最担心的是这些海南籍华人会跟本地革命者混居,之后把两边革命打通,最后对殖民秩序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想跟大家分享是,英国和荷兰在殖民时期对于东南亚有非常不同的安全观。英国在整个远东地区都有非常重要的商业和政治利益,所以英国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非常关注中国政局,而且非常害怕中国革命之火蔓延开来。反观荷兰,作为相对较小的殖民国,当局只关心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稳定。1925年至1927年之间,在中国革命与印尼革命的共同作用下,英属马来亚当局采取了非常严酷的反共措施。过去的研究通常认为英国殖民者是在马来亚左翼抬头之时才进行镇压的。我的观点是,英国殖民政府是在看到周边地区的革命形势以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也就是说1927年反共行动在先,1930年马共成立在后。
此外还有一些远期影响。首先,我们通常会用后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去硬套在帝国研究中,但是英荷殖民政府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击超越了其各自的殖民地边界,而且他们相互学习,相互传播经验。其次,通过总结荷兰经验,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左翼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清剿,使得马来亚共产党从创立伊始便面临重重困难。再次,依靠英国情报网络,荷兰得以有效追踪流亡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防止其东山再起。最后,两国的全球合作致使两地共产党运动在1927年之后陷入低潮,直至殖民时代的终结。我想介绍的不限于英荷两国,还有法国和美国。
其实东南亚殖民时期的帝国版图与现在东南亚民族国家版图高度重合。可以说,殖民帝国在二战前形成的情报合作网络为冷战期间列强扶植亲欧美民族主义者、镇压左翼运动的全面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也为东盟创始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牵头形成的区域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东南亚出现的反左翼运动是冷战期间的一个主题,实际上它在殖民晚期就已经开始慢慢酝酿了。我的分享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