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Year: 2015

产业结构调整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而中国地方政府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设立各类经济开发区。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开发区对吸引外资、提升生产率、提高地区增加值的效果,缺乏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城市统计数据,本文发现,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有效地推动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开发区所设置的目标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有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设置的目标行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开发区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本文为设立经济开发区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如何选择目标行业提供了一般性原则。

摘　要: 197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舍伍德·罗兰和马里奥·莫利纳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了人类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全氟氯烃(CFCs)因其大气环境中寿命长,可以经过几年到十几年的迁移到达同温层(平流层),并在短波紫外线UV—C的照射下发生光解,释放出游离氯自由基;后者发生链式反应促使臭氧(O3)转化为氧气(O2),从而造成平流层臭氧耗损。

过去一百年，美国各级政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财政支持。伴随着美国州政府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化，政府对社区学院的财政支持出现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到以州政府为主的转变。各州政府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对州政府是否使用公式拨款来支持社区学院、使用何种拨款公式，以及相对拨款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对美国经验的分析，我国应明确确立各省高等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确立与各省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模式相适应的财政投入机制。

第三年是大学生职业规划和升学准备的关键一年。通过对2013年度首都高校本专科三年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发现:第一,人文专业、"211"高校、女性、高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更高。第二,根据个人在出国升学、国内升学和求职方面的准备的积极程度,三年级学生在职业和学业准备策略上属于"无备型"的比例为38.5%,"专备型"为33.7%,"兼备型"为27.7%。第三,职业成熟度和职业准备类型对个人规划、工作地选择、收入预期均有显著影响。职业成熟度高将显著提高个人选择升学、选择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工作的可能性,同时也将提升个人的收入预期。与无备型的学生相比,专备型和兼备型的学生更容易选择升学而非就业,后者的期望起薪和保留工资水平都更高。

<正>在寻求财富和效率高速增长的时候,最后很可能发现人类并未真的开化。比艾滋病和埃博拉更可怕的病毒是缘起于速度的"脑噬"。如果说我们尚努力于抗击前两者的战场上,并为其间人性的光辉而骄傲的话,那么我们则会悲观地发现,对于"脑噬",不但不存在这样一个战场,甚至我们还浸淫在其中,享受美德被摧残的快感。曾经流传过一个很有名的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故事。一位德

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面临两 个挑战:一是转型的合法性和制度条件尚不具备;二是转型的战略尚不明确。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恰恰可以为此提供有益的借鉴。基于对荷兰专业高等 教育的历史制度背景和发展特色的分析,本文指出我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应定位为专业高等教育机构,以实践性研究作为院校发展的主要动力,采用与研究型大学和高 职高专院校错位发展的战略。

<正>媒体融合的概念和现状198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西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著作《自由的科技》中描述了他称之为"传播形态融合"的趋势:"历史上彼此分开的传播形态现在正在融合,其原因在于数字化赋予的高技能。对话、表演、新闻和文本越来越多地走向电子分发……电子技术正在把所有的传播形态都带入一个大系统之中。"1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正>分享型经济实际上就是体验型经济,更具体地说是"马上体验"经济。罗宾·蔡斯写了一本书,英文名Peers Inc,副题是"大众和平台如何构建协作经济,并再造资本主义",中文版译作《众创:共享经济时代的到来》。打开作者的网站,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5句话:让我们打造一个丰裕经济。让我们发现过剩的产能,并将其释放出来。让我们开放资产,数据,还有头脑。让我们努力解决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让我们创造一个我们愿意生活其中的世界。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讲,这些可谓远大的目

<正>公民很大程度上"新"在他们现在可以利用IT技术对公共政策发言、为自己坚信的事业聚集力量、通过大规模协作完成共同性的工作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展开互助。新公民也可称为数字公民,亚洲未来的面貌终将由不端扩大的新亚洲公民所决定。亚洲人如何才能充分实现网络的潜力,将亚洲变成更宽容、更文明、更安全的地方?

经济恐慌与市场繁荣往往因货币冲击而起,货币政策也被视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最基本的工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1935年与1948年两次重大金融恐慌都与货币因素有关。以往对这两次金融恐慌的发生机理与政策应对的研究已有不少,却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事实上,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货币学说能够从理论层面对近代中国的金融恐慌进行有效解释,可以进一步厘清这两场危机的发生机理和政府对策中的异同以及其中的关联性。研究表明:1948年的"金圆券"危机正是1935年"白银风潮"的延续,与此同时,货币因素在金融恐慌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重要,然而试图利用货币工具来应对危机却十分困难,这是一场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