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Year: 1989

我们所说的“文字学”取其传统用法,指以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40年来,在语言学的带动下,文字学的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同时,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汉字资料的不断发现,以及国家的语文工作和语文教学等方面的实践,都对汉字的研究工作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文字学领域内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下面择要作简单的介绍,并附述我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偏颇之处希望大家指正。文中加注时,以加方括号的数字为文章或书的代号,请参阅文末所附参考文献目录。

《文物》自1950年创刊以来,随着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三十九个年头,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已经是第四百期。按照传统,我们用编发论文专辑的方式,来纪念前进道路上一整段里程的结束和新的里程的开始。为《文物》第四百期撰写论文的学者(以姓氏笔画为序)有:王素、田昌五、卢兆荫、孙机、严文明、张正明、张光直、汪宁生、李学勤、杨泓、杨新、吴荣曾、吴焯、吴震、陈文华、林甘泉、姜伯勤、徐苹芳、宿白、曹婉如、冀淑英。由于篇幅的限制,同时为了版面的整齐,论文在本期和随后几期连续刊出。我们谨向各位作者致谢。借此机会,也向文物考古界、学术界热情关心、支持《文物》的所有同志,表示由衷的感激之忱。

从五十年代至今,围绕着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东欧、苏联和中国的改革思想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需要展开了自己的思考。一、东欧改革学者对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的思考东欧(主要指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有一批作为改革先驱者的思想家,对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作出了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思考。这些改革思想的先驱者包括波兰的布鲁斯,捷克的锡克和匈牙利的乔治·彼得,山道尔·巴拉西,彼得·恩多斯,伊斯特万·瓦尔加以及科尔奈等。

研究当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人不知道想过没有,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的国际贸易发展得很快,而中国大陆的对外贸易却一直是相当落后的?为什么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总是不理想,甚至某些年份的逆差还比较大?为什么在世界市场上,中国的产品总是不受重视,而日本的、南朝鲜的,台湾的、香港的产品却那么行销?现在,连泰国的外贸也赶上来了,它的产品也打开销路了。这一切不能不令我们深思。究竟我们对外贸易的弱点在什么地方?外贸体制改革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在此,我想就中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思路发表一些看法。

近几年,中国和苏联都开始强调把国际对话与合作作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式.这一新提法无论在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政策里,还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已构成中苏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比较中苏外交思想的变化,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第一,中苏两国对国际关系现状的估计比较一致.两国领导人都承认,核毁灭的威胁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状况是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现实.核毁灭的威胁迫使人类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减轻和消除这一威胁,而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特征又使得这一努力不得不

比较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命题:即影响经济体制本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历史和文化状况。每个国家都是历史和文化连续的统一体。这种连续的统一体,构成了一国经济体制的总框架。人类学家的研究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总之,“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象任何人类创造物的情形一样,人类在享受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的同时也必然受制于

国内资金缺口与资金潜力并存,关键在于如何挖掘资金潜力。北大教授厉以宁提对策:

元杂剧是中国戏剧的巅峰,但元杂剧作者大多是落魄失意的文人,因此许多剧作不仅间接流露出文人情调,而且还直接刻画了文人形象。剧中的这些文人无不遵循一个基本模式,具有与现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特征。本文试图对文人形象进行剖析,并进而指明文人与知识分子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