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by Year: 1980

经济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制定的,它们集中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经济利益,并被用来为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一总的目标服务。不仅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同一个阶级执政,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政策也会有重大的转变。二十世纪以来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自由放任到国家调节,从平衡预算到赤字财政,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措施,凡此种种,莫不是英国国内外环境和英国相对地位变化,以及英国社会阶级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过去受到种种干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目前可以说是在重建。要提高这门学科的科学水平,面临着大量问题需要解决。譬如说,有一点是大家多年来早就感到的,这就是我们研究

外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今天我们正在向封建遗毒开战,它也应当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特邀厉以宁、李宗正、高放、严家其、吴于廑、李勉、郭一民等同志,就这问题,以及有关的出版工作,进行了一次座谈。下面选刊的是这次座谈的部分记录。

<正> 刘国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刘国钧先生一八九九年生于江苏南京。一九二○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两年后赴美留学,一九二五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曾经有过五次较大范围内的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重商主义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者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在货币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的前提下,国家要想致富,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增加国内货币存量?是着重一国的货币差额呢,还是应当着重贸易差额?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时期。这时的中心问题是货币数量论者(其中包括古典派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者的挑战。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的数量同它所代表的价值是成反比例的,如果商品总量不变,那么货币数量越大,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越小,

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

秦和西汉前期的印章里有不少市印,如"临菑(淄)市"(稽庵)、"(孷)市"、"都市"(举2-58下)等。在同时期的封泥和陶、漆器上也常见此类市印的印文。根据文献,战国时代的市官是经常需要使用玺印的。《周礼·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郑玄注:"玺节,印章,如今之斗检封矣,使人执之以通商。"同书《地官·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国市",郑注:"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周礼》是战国作品,关于市官用玺印的规定,显然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情况。战国时代的商业是很发达的,按理说在战国玺印、陶器等遗物的文字里,应该

(一)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是一个熟谙禅学的佛教徒。禅学,作为他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不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胡应麟《诗薮》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徐增《而菴诗话》说:“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这些评论虽不十分恰当,但都注意到佛教信仰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以下简称省馆)业务辅导工作如何适应这一重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不避浅陋,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对此关心的同志们。

本文阐述了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传世古籍的重要意义,认为能够帮助解决一些本来无法解决的、甚至根本就发现不了的问题;能够帮助检验前人的成果,决定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的是非。本文通过若干具体例子证实,利用居延汉简、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以及其他汉代金石文字材料,在校正、释读许多传世古籍时曾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还指出,目前古籍整理注释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对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重视不够的倾向,希望这种倾向能很快扭转。

四十年前,一九四○年三月五日,当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特派廖承志同志代表致唁,并在发去的唁电中指出:“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认为他的逝世,是中华民族的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要内容。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自决权既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原则,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社会主义原则”。列宁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要是拒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王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囿。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两年前,我在《技术教育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西欧和美国技术力量形成问题研究》一文(1978年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中,曾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教育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过一些分析。在那篇文章里,我所着重考察的是:教育是培养一国技术力量的主要途径;后进国家提高经济增长率似及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关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该文中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它向社会提供一支能在科学上有发现、发明,在生产技术上有创新、变革的科学

语用学(Pragmatics),即语言实用学,是符号学中的实用学在语言学领域中的运用。作为哲学范畴的实用学是一种研究符号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最早把实用学和语言学联系起来的是1938年《符号理论基础》的作者、哲学家Charles Morris。数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于哲学领域。直到七十年代,才有较大发展。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

一九三六年五月伪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鲁迅带病外出,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同《救亡情报》记者"芬君",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文学运动的问题作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这篇谈话最初似《鲁迅访问记》的形式,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