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象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论屈原诗歌的艺术美》是从另一角度来揭示屈原辞赋的美的问题。在当前"考"、"辨"占较大优势的楚辞研究氛围中,这篇文章算是一种新的探索。我们欢迎有更多的作者读者多给我们写这方面的文章。对古代诗歌、词曲以及小说进行艺术理论上的探讨的文章,尤为我们所欢迎。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六期。本文着重考察了教育同社会就业、国际收支、收入分配、财政平衡等问题的关系,阐明了教育对保证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较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资的主张。本刊选载时,曾请作者略加删节。

本文提出:智力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提高它的经济效果对于发展教育事业有着重要意义。由于智力投资的特点,适用于衡量物质生产领域投资经济效果的"投资回收期"、"净产值新增值"等指标,是不适宜评价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但可以采用其它一些指标来衡量。本文探讨了提高智力投资宏观经济效果的途径,认为最重要之点在于作出正确的智力投资宏观决策;错误的智力投资宏观决策不仅会造成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将延误人才的培养,使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的状态。

李杜风格,论者纷纭,而以严羽的两句话最中肯綮: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沧浪诗话·诗评》以飘逸与沉郁对举,最能见出两人的风格特点。飘逸者,如春烟,如秋岚,如天外之鹏飞,如海上之浪翻,无拘无束,舒卷自如,才情豪迈,无迹可求。正可谓

图书保护学是 图书馆学的一个重 要分支。但长期以 来,人们只称为 “图书保护工作” 或“图书保护技术”、“图书保护方法”等。其实,长期的图书保护工作实践,已为图书保护学准备和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材料,理论原则和工作方法,成为图书保护学得以发展的基础条件。图书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图书保护

(一)满城陵山二号墓出土的所谓“宫中行乐钱”和“铜骰”。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报告》),满城陵山二号墓(即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窦绾墓)出土两套所谓“宫中行乐钱”,每套二十枚。一套“分别铸‘第一’至‘第廿’字样(缺‘第三’,但多一枚‘第十九’……)”。另一套“铸韵语一首,二十句,每钱铸一句,句三字或四字”,《报告》撰写者依韵脚和文义整理,录文如下(引者按:《报告)所标“第一”、“第二”等字皆删去):

查郭象《庄子注》批评前人注《庄子》(或解《庄子》)之误,明言者有八处,兹录于下,并略加分析,以明郭象用意所在。 (一) 《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郭象注说:

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鲁迅在他光辉的五十六年生命里,在北京生活、战斗了十四年。其中,从一九二○年八月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他在北京大学兼任教师,前后达六年之久。北大是鲁迅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这时的北京大学,已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校内的进步力量和民主爱国运动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时期的鲁迅以他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向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异常勇敢、异常坚决的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广泛影响的伟大战士。他在北大始终坚定地支持进步力量,自觉地和李大钊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向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和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鲁迅不但写了《我观北大》这样专论文章,而且在他的许多文章、书信以

在世界文学史上,象鲁迅这样以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很多。这当然不是由于历史对这位作家特别宠幸,而是由于鲁迅小说本身思想与艺术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由于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只能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条件真正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要早得多——大约早了整整三十年。就

《中原文物》1981年首期报道了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一批仰韶文化陶器,其中有一件彩陶缸特别引人注目。缸上画一只白鸛衔着一尾鱼,旁边竖立一把斧子。张绍文同志按照我国古代绘画命名的习惯,贴切地称之为《鸛鱼石斧图》(图一:下)。陶缸是夹砂红陶制,个体甚大,通高47、口径32.7、底径19.5厘米。略呈直筒形,平底,厚圆唇,口外有四个对称的鹰嘴形泥突。正如同一遗址中其他陶缸底部有穿孔一样,这件彩陶缸底部正中也穿一圆孔。这种陶缸本是瓮棺葬的葬具,上面应有一个半球形的盖。同时出土的"三足盆",可能

自从1930年秋第一次发掘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对河的城子崖遗址,确认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存在着一个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以来,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在这期间,田野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对于龙山文化和同它有关系的其它原始文化的认识也发生过许多变化,总的说来是大大地前进和深化了。在龙山文化发现之初,人们相信它是从山东发源,而后传到河南北部,成为商文化的重要来源。到了三十年代末期,发现的遗址逐渐增加到了七十多处,并且"显示出

经济政策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制定的,它们集中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经济利益,并被用来为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一总的目标服务。不仅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同一个阶级执政,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政策也会有重大的转变。二十世纪以来英国经济政策的演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自由放任到国家调节,从平衡预算到赤字财政,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措施,凡此种种,莫不是英国国内外环境和英国相对地位变化,以及英国社会阶级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过去受到种种干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目前可以说是在重建。要提高这门学科的科学水平,面临着大量问题需要解决。譬如说,有一点是大家多年来早就感到的,这就是我们研究

外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今天我们正在向封建遗毒开战,它也应当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特邀厉以宁、李宗正、高放、严家其、吴于廑、李勉、郭一民等同志,就这问题,以及有关的出版工作,进行了一次座谈。下面选刊的是这次座谈的部分记录。

<正> 刘国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刘国钧先生一八九九年生于江苏南京。一九二○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两年后赴美留学,一九二五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

春江花月夜张若虚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曾经有过五次较大范围内的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重商主义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者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在货币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的前提下,国家要想致富,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增加国内货币存量?是着重一国的货币差额呢,还是应当着重贸易差额?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时期。这时的中心问题是货币数量论者(其中包括古典派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者的挑战。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的数量同它所代表的价值是成反比例的,如果商品总量不变,那么货币数量越大,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越小,

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

秦和西汉前期的印章里有不少市印,如"临菑(淄)市"(稽庵)、"(孷)市"、"都市"(举2-58下)等。在同时期的封泥和陶、漆器上也常见此类市印的印文。根据文献,战国时代的市官是经常需要使用玺印的。《周礼·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郑玄注:"玺节,印章,如今之斗检封矣,使人执之以通商。"同书《地官·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国市",郑注:"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周礼》是战国作品,关于市官用玺印的规定,显然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情况。战国时代的商业是很发达的,按理说在战国玺印、陶器等遗物的文字里,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