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三十年代是心理分析小说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即使不是新感觉派阵地《新文艺》和《现代》杂志周围的作家,也曾写过不少心理分析小说。较早的丁玲,就写过《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他走后》、《潜来了客的月夜》等作品。一九三四年出现在南京的另一女作家沈祖棻(笔名绛燕),也在《诗帆》等刊物上用历史题材写了《马嵬驿》(写杨玉环)、《茂陵的雨夜》(写卓文君)等短篇,颇受时

一、十年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不仅较快地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1980年5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以后,图书馆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1、图书馆数量有了较大发展。1980年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有1732所,1984年底增至2217所,比1980年增加了28％。与1949年相比,约增长了40倍。1984年以后继续发展,截至1987年底,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已有2440所。其中国家图书馆1所,省级馆(包括省级儿童馆)35所,地(市)级馆305所,县(区)馆2099所。上述各馆藏书二亿七千多万册,工

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在这十年中,农村的改革初战告捷,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确立和完善使我国农村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然而到目前城市改革始终未能走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循环。因此,应该冷静地反思过去十年的成绩和失误,认清造成目前改革陷于困局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有效的对策和可行的方案,下一步改革的步履才可能是稳健的和目标明确的。

我国历时十年的经济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农业中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确立和完善,形成了我国农业持续增长的局面;城市经济中对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提高了经济运行中市场化的程度。但是,由于经济改革顺序的选择不当,致

不久前,我应香港大学经济系的邀请去讲学,在港期间,经济导报社的陈可焜先生来看我,并把我于1952年7月发表于《经济导报》的文章《波兰经济的新面貌》影印件交给了我。这篇一万字的文章是我在经济学方面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我是北京大学经济系一年级学生。相隔37年,重读之后,我对陈可焜先生说:那时候,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很容易的,不懂得体制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想象得太简单了!我的那篇文章是赞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认定这是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在上大学期间,我曾受到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学说的影响。兰格尽管对计划经济的实现方式有一些补充意见,但对于国有制,则是维护的。我接受了兰格的许多观点,可以说,从那时起,直到"文革"期间,我对国有制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

本文分析了战后日本价格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认为战后日本的价格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主要是因为在日本建立了自由企业制度,这种制度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充分的活力,并导致了50年代日本经济的复兴和以后的持续发展。根据这种看法,作者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企业制度的改革为主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使政权与所有权分开,政府与企业分开,从而明确财产关系.使企业成为既有利益约束又有预算约束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作者指出,价格改革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建立和发展之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近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标志着我国民间文学调查与研究工作的巨大进展。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这些进展主要有 (一)把故事讲述家——故事传承人作为一个口头艺术家进行专门的搜集记录,出版了金德顺、满族三老人、临沂四老人等等故事专集。这就大大促进了对故事家个人艺术创造的欣赏和研究。 (二)对故事家的传承情况、活动情况和艺术个性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河北、山东等省还开了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中进一步明

文章对供求不均衡条件下的两种调节方式——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了这两种调节与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关系,两种调节相互渗透关系以及两种调节措施各种不同配合的效应。

一个作家进行创作,总有某种文艺思想作指导,即使这种指导思想不是自觉的,也许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系统的理论。有些作家先学习文艺理论,然后创作,在这种情况下,他运用理论是自觉的;另外一些作家事先并未有意识地学习理论,就进行创作实践活动,

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高擎“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向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专制与愚昧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形成了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的五四精神。这一精神,不仅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青年运动,而且也表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新导向,其意义之深远是十分显然的。众所周知,五四时期是既包括1919年发生的爱国政治运动,又包括源起1915年9月《新

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高张"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前所未有的战斗姿态.向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专制与愚昧发起了猛烈攻击,形成了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的五四精神。这一"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不仅直接影响着近现代中国青年运动.而且也表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新导向,其意义之深远是显然的。五四时期涌现出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瘅精瘁力的先进分子。李大钊正是这一精英群体的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在古代诗人里,我有不少朋友,他们分别满足我精神上不同的需要。屈原激励我的正义感,陶渊明则告诉我自然乃是人生的真谛,李白能鼓荡我的浩然之气,苏轼则又使我超脱。这几位朋友都使我产生热爱的感情,但是仰之弥高,总觉得他们并非生活在自已的身边。有一位诗人则不然,他饱经沧桑,谙于世情,却又极其敦厚仁爱;他的诗是人间的诗,是日常生活中的诗;读他的诗很容易使我产生共鸣,因此觉得他十分亲近。这位诗人就是老杜。《又呈吴郎》在杜甫的一千四百首诗里,并不是第一等的,前人亦不重视。明王

波浪式发展,是毛泽东同志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哲学范畴,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使用了波浪式发展这个概念。可是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此却研究不够。有的同志认为波浪式发展只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而不愿做深入的理论探讨。勿庸讳言,“波浪”同“圆圈”“螺旋”一样,都是比喻,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黑格尔说的圆圈,列宁说的螺

一、引言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有现代国家以来,外交就是国家实现其政治与经济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现代科技与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各国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世界政治与经济一体化已成为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的内涵也愈来愈丰富,外交在确保国家安全、加速政治与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外交的重要性只要对文革以来中国外交在中国的安全与发展战略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稍加回顾便可见一斑。

王派《水浒》是扬州评话的重要代表。它继承了二三百年来扬州评话的艺术成果并作了新的发展。著名艺人王少堂先生在六十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不仅接受了扬州评话两大《水浒》书流派(邓光斗派的宋十回、石十回和卢十回以及宋承章派的武十回)的艺术经验,而且还广泛学习其他评话艺人(如康国华、朱德春等)的长处,同时又注意在

一、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形成与演进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产权问题的提出来自西方学者对正统的后又成为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的根本缺陷的思考与批判。正统的竞争性理论模型假定: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只有一种私有制模型,且市场行为者间的交易界线极为清晰,不存在交易摩擦。因此,在正统微观经济学与标准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文献中,产权问题的研究完全被忽略了。经济学所关注的只是在既定的私有制财产结构下如何解释市场的作用,如何建立市场行为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模型。对正统微观经济学和标准福利经济学的这种基本观点,西方部分学者很早就开始了批判性考察,现代产权理论就是在这种批判性考察中形成的。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

中国栽培稻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前多认为起源于印度或中南半岛,也有主张华南说的,近年则以云南起源说最占优势。但不论哪种说法,都沒有充分考虑由考古所发现的大量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证据。而要探索栽培稻的起源与早期传播,沒有这些直接的证据是很难有说服力的。几年以前,我曾依据对30多处史前栽培稻遗存的年代、分布、种属分析及其与历史上和现今野生稻的关系的考察,提出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可能是我国栽培稻起源的一个重要中心,

阅读能力是阅读心理学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很值得研究。一、阅读能力的概念及其组成在心理学上,能力是指直接影响活动效率的、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把阅读能力定义为:影响阅读效率,使阅读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阅读是一种复杂的活动,它不仅与读者的自然生理有关,也与读者所受的教育和知识水平等有关。因此,读者在进行阅读时,通常不只需要一种能力,而需要多种能力的结合。Smith和Dechant曾将读者的阅读能力概括为23个方面:①独立的识字能力;②正确理解文献内容的能力;③默读的速度;

过去有不少人认为汉字跟拼音文字相比是一种落后的文字,汉字没有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是历史的错误,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起了阻障作用。这种看法未必妥当。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优势,同音语素很多。记录这样的语言,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体系显然是比较适宜的。脱离汉语的特点,抽象地讨论汉字跟拼音文字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

第16届国际系统语法会议于1989年6月12—16日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参加会议者共124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会议由东道主赫尔辛基大学语言中心主任E. Ventela博士主持。 参加大会的学者有澳大利亚的M. A. K. Halliday, R. Hasan, J. Martin, C. Mathesson; 英国的RFawcett, M Berry, J. Ure;美国的R. Brend P. Fries; 加拿大的J. Benson, W. Greaves, M. Cummings;荷兰的N. E. Enkvist,捷克的F. Dane等等。大会组织者邀请我国北京大学英语系胡壮轔在会上作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