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曾经有过五次较大范围内的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重商主义阶段,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者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在货币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的前提下,国家要想致富,应当通过什么样的措施来增加国内货币存量?是着重一国的货币差额呢,还是应当着重贸易差额?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十八世纪后半期,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时期。这时的中心问题是货币数量论者(其中包括古典派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者的挑战。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的数量同它所代表的价值是成反比例的,如果商品总量不变,那么货币数量越大,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越小,

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

秦和西汉前期的印章里有不少市印,如"临菑(淄)市"(稽庵)、"(孷)市"、"都市"(举2-58下)等。在同时期的封泥和陶、漆器上也常见此类市印的印文。根据文献,战国时代的市官是经常需要使用玺印的。《周礼·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郑玄注:"玺节,印章,如今之斗检封矣,使人执之以通商。"同书《地官·司关》:"掌国货之节以联国市",郑注:"货节,谓商本所发司市之玺节也。"《周礼》是战国作品,关于市官用玺印的规定,显然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情况。战国时代的商业是很发达的,按理说在战国玺印、陶器等遗物的文字里,应该

(一) 唐代著名诗人王维是一个熟谙禅学的佛教徒。禅学,作为他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不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胡应麟《诗薮》说:“太白五言绝,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徐增《而菴诗话》说:“摩诘精大雄氏之学,篇章字句皆合圣教。”这些评论虽不十分恰当,但都注意到佛教信仰对王维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以下简称省馆)业务辅导工作如何适应这一重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不避浅陋,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对此关心的同志们。

本文阐述了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传世古籍的重要意义,认为能够帮助解决一些本来无法解决的、甚至根本就发现不了的问题;能够帮助检验前人的成果,决定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的是非。本文通过若干具体例子证实,利用居延汉简、银雀山竹简、马王堆帛书以及其他汉代金石文字材料,在校正、释读许多传世古籍时曾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还指出,目前古籍整理注释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对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重视不够的倾向,希望这种倾向能很快扭转。

四十年前,一九四○年三月五日,当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特派廖承志同志代表致唁,并在发去的唁电中指出:“先生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认为他的逝世,是中华民族的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学说的重要内容。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自决权既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原则,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社会主义原则”。列宁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必须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要是拒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民族自决,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早在王国维提倡意境说之前,已经有人使用意境一词,并对诗歌的意境作过论述。研究意境固然不能抛开王国维的意境说,但也不可为它所囿。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出发,联系古代文艺理论,我们可以在广阔的范围内总结古代诗人创造意境的艺术经验,探索古典诗歌表现意境的艺术规律,为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两年前,我在《技术教育和资本主义工业化:西欧和美国技术力量形成问题研究》一文(1978年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中,曾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教育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过一些分析。在那篇文章里,我所着重考察的是:教育是培养一国技术力量的主要途径;后进国家提高经济增长率似及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关于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该文中归纳为以下五点: “第一,它向社会提供一支能在科学上有发现、发明,在生产技术上有创新、变革的科学

语用学(Pragmatics),即语言实用学,是符号学中的实用学在语言学领域中的运用。作为哲学范畴的实用学是一种研究符号和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最早把实用学和语言学联系起来的是1938年《符号理论基础》的作者、哲学家Charles Morris。数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局限于哲学领域。直到七十年代,才有较大发展。1977年《语用学杂志》在荷

一九三六年五月伪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鲁迅带病外出,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同《救亡情报》记者"芬君",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文学运动的问题作了半个多小时的谈话。这篇谈话最初似《鲁迅访问记》的形式,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一九三六年“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是革命转折时期产生于国统区左翼文艺界的一场内部论争。历史表明,每当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革命队伍内部容易产生某些不同看法,甚至出现一些形诸笔墨的争论,这是不足为怪的。即使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产生一些带有路线性的分歧和争论,或者混进一些坏人参预

华国锋同志继提出建设图书馆网的指示以后,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图书馆等各项事业“都要适应形势的需要和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统筹安排,有一个新的发展”。这表明,由于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发展图书馆事业已被当作整个国家必须解决的一项任务提了出来。这是因为,科学研究“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

平山一号墓出土有铭刻的铜器五十余件。其中方壶、大鼎和兆域图铜板的铭文都在四百字以上,圆壶铭文二百余字。方壶和大鼎是中山王(?)所作,圆壶从圈足铭文看,也应作于王(?)时代,但壶腹铭文则是他儿子(妾子)(次虫)加刻上去的。这三件铜器都提到燕王子哙禅位给子之,引起内乱,中山王(?)派相邦賙出兵伐燕,夺得土地。铭文表面上是对相邦賙的功业和德行的赞扬,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和(妾子)(次虫)父子两代对相邦賙怀有戒心,害怕燕国的事在中山重演。兆域图是一幅建筑平面图。图上注明建筑各部分的尺度以及王后和夫人的棺椁和题凑的制度等等。此外,图中还有记王命的铭文四十三字。本文打算对上述四件铜器的铭文作初步

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是李大钊同志的九十诞辰。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积极活动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民空前觉醒、斗争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处在这样一个大转换的时期,李大钊同志站在历史的前峰,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李自成——农民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李自成》一、二卷中,尽管有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尚未登场(要到三、四卷中才陆续出场),但有名姓,有活动的人物已有二百多个,成功地塑造了的人物形象也已有几十个。这些形象各自具有不同的思想意义,个性相当鲜明生动。其中一部分人物还概括了比较深广的社会内容,富有艺术生命力,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艺术典型。

澳大利亚全国共有十一所高等院校设有语言学系或语言学教研室。这十一所学校为阿德莱德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拉特罗贝大学、麦克奎里大学、墨尔本大学、莫娜希大学、细卡瑟大学、新南威尔士理工学院、

1960年,当我们在西藏拉萨、日喀则、拉孜等城市和农庄调查民间文学的时候,最先听到的,也是听得最多的,往往是下面这首优美的情歌: 在那东方山顶,升起皎洁的月亮,青年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据说这首情歌在西藏家喻户晓,人人爱唱。应该说它是一首流传极广的民歌,然而,这首情歌却是二百七十多年前,一位著名的藏族古典诗人的作品,这位诗人不是别人,正是仓洋嘉错。仓洋嘉错是西藏第六世达赖喇嘛。虽然他身为西藏最大的活佛,却写出了如此优美的爱情诗篇。这些诗已成为人民喜爱的情歌,至今仍在西藏、四川、青海、甘南等广大藏区流传。因此,仓洋嘉错情歌在藏族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中,都是值得重视的作品。

我们发表一组笔谈,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这里回顾了建国以来文物考古工作的若干方面(以稿件收到先后为序),并没有企图对这一时期的工作作全面论述,但是无疑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是过去任何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若不是林彪、"四人帮"给国家造成了一场浩劫,发展还应该更加可观。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文物考古战线的同志们,将为发掘、整理、研究、介绍伟大祖国的文物遗产,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