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有关梁生宝形象艺术塑造问题的讨论,现在正在进行。达个讨论是有意义的。新英雄人物的创造,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任务,它直接关系到文学能否更好地完成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促进人们思想革命化的使命。在文艺批评上,就这些年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比较成功的新英雄形象进行研究,从艺术塑造的得失中总结经验,无疑会对今后创造更多更成功的新英雄人物形象有促进作用。梁生宝是近几年长篇小说中出现的有显著成就的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具体探讨有关它的一些经验,更能直接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人形象的创造。关于梁生宝形象的争议,应当说并不是去年才开始的。早在《创业史》第一部出

民間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集体創作,是他們进行生产劳动的一种“工具”,进行阶級斗爭的一种“武器”,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民間文学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和艺术宝藏,其中包容了无数劳动和斗爭的经验,集中了亿万人民的集体智慧,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民間文学和文人創作的密切联系,在文艺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因此,研究民間文学对于探討“文艺起源”、“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人民群众在艺术創造中的作用”等等重要問題,有异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創造

引言边疆学派是現代美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和经济史学解释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流派。这个学派主要宣传三个理論,即頌揚美国“民主”精神的“美国制度渊源論”、吹噓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例外性的“安全活塞論”、以及歪曲美国历史上地区之間关系的“区域論”。其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史影响最大的是“安全活塞”理論。这种“理論”說什么长期存在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曾经是調节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并使美国社会保持諧調的“安全活塞”,它“滋育了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帮助了民主的传播,经常培育着拓荒者的自信心和个人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提供了经济机会,它对于东部許多人似乎是一条出路,它发展了发明才能和活动力——而它的核心就是自由土地。”

元大都釋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西城妙应寺白塔。塔附近原有元世祖至元間如意祥迈长老奉敕撰之《圣旨特建釋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刻石。明万历間,沈榜撰《宛署杂記》(卷一九)記:"妙应寺……一名白塔寺,元至元八年修。有塔記"(据1961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的塔記和万历《順天府志》卷二所記:"妙应寺有敕建碑"的敕建碑,大約

自有社会主义文学的时候起,新英雄人物的创造,便成为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课题。社会主义文学要以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就要求作家必须用无产阶级观点去观察、反映社会生活,并且特别努力去创造真实动人的体现无产阶级美学理想的正面形象。从这点出发,我们根本反对那种向作家去提倡写“中间人物”、低估英雄人物思想教育意义的主张,反对创作上庸俗低级的“无思想性”的倾向。也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又主张对于作品中所写的新英雄形象,在热情欢迎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给以评价,总结其成功的经验,研究其存在的弱点和问题,借以不断推进新英雄人物形象的创造工作。在这里,热情鼓励和严格要求,——评论工作上对待新英雄人物形象创造的这两个不同方面,看来似乎矛盾,实际上却是必须统一而且完全可以得到统一的。片面地只取其中的一端,那就有可能使评论工作只是成为所谓“喷香水”或者“泼冷水”,都会不利于新英雄人物形象的

一“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代研究本末有无这样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学问。根据它产生时本来的意思是指玄远之义,即指所谓形式上的远离实际。“实际”有时指“事务”,有时指“事物”。远于事务,即出世,崇尚自然;远于事物,则重本体论,讲形而上学。故曰:“阮嗣宗……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涉及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些人物和学派,对这些人物,我们拟陆续发表一些简短的介绍。为了读者检查或作进一步了解时的方便,文末提出两三种参考书。对于中国古代某些哲学家的时代背景,其学说的阶级性等等,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这里发表的短文,只是作者个人的见解,提供参考。

今年是杜甫诞生1250周年。千余年来,杜甫以他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诗篇坚定着人们生活的意志,也激励着人们爱国爱民的情操。杜甫身上集中了我国封建时代进步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性格,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诗就是这种性格的最鲜明、最完美的表现。这些诗尽管带着一些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但是它们的万丈光焰至今也不会熄灭。杜诗的卓越艺术,对于社会本义文学的繁荣,也一定会产生积极作用。

二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的号召。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号召。从那时起,广大文艺工作者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辜负人们的期待: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文学艺术的确进入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而开辟这个“光辉

郭象是魏晋时代重要的哲学家,现存研究他的思想的重要著作是他的《庄子注》。对他的哲学体系的分析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冯友兰先生认为郭象的“祟有”思想是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7页、66页)。《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则认为郭象在“迹”之后虚构了一个“所以迹”的物自体,因此他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该书第3卷第230--233页)。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根据,但也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须待讨论。前者似乎只是看到郭象哲学思想的特点的现象;而后者则似乎忽视了郭象哲学思想的特点。本文试图就郭象

上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林庚先生的文章《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想说明三个问题:第一、山水诗是在南朝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水路交通发达的条件下产生的。第二、山水诗并不是在园林或隐逸的生活基础上,而是在游宿、行旅的生活基础上产生的。第三、山水诗是适应文学表现上的多样性和想像上的丰富性的要求而产生的。林先生的文章里也有一些好的见解。譬如,他强调山水诗和社会生活的联系,认为好的山水诗总是离不开进步的思想感情或健康的美学观点。又如关于山水描写在中国诗歌和中国人民的审美趣味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说明,都是有启发性的。不过对于这篇文章的几个主要论点,我觉得还需要商榷。

读过《创业史》第一部,我跟许多同志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感到满足。虽然它还只是整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故事的展开远不完整,斗争在这里还只是序幕,但一种宏大的非凡的气势,已经开始在作品中显示出来,使读者为之震盪。应当说,反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作品,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其中有些是相当出色的。但是,以一部仅仅写了互助

寇谦之是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他与佛教的斗争已为人所重视,但是其实寇谦之的新道教(对汉末的原始道教而言)并非针对佛教,他与佛教的斗争只是他一生活动中很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寇谦之建立新道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对为农民起义所利用的原始道教,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王朝,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因此通过对寇谦之的新道教的分析批判,将会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剥削阶级如何利用宗教斗争为其政治斗争服务.

洛阳王湾遗址位于洛阳市西郊,东距洛阳旧城约15公里,东南距谷水镇约2.5公里。遗址在涧河右岸第一台地上,它的西北与有仰韶、周代文化遗存的史家湾村隔河相望。1958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

关于陶渊明,清代的溫汝能(《陶詩彙評》)和陶澍也都做过彙評的工作。特别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不但彙集了李公煥等五人所录諸家对陶詩的总論,并有所新增,而且各篇之后也大都附有前人的評論。这本书一直被公认为陶集中較好的一种。但是由于陶渊明的資料甚为浩繁,而陶澍等个人的能力和条件又很有限,所以他們都远远未能搜罗完备。对于今天研究陶渊明的人,是不能滿足需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部分师生协力編輯的《陶渊明詩文彙評》是一部历代評論陶渊明詩文的資料长編。編者从北京各大图书館所藏的155种陶集、詩文选本、詩話、笔記、杂考中,做了广泛的輯

五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从资本主义后备军变成社会主义的可靠同盟军,这在历史上是了不起的大事。艺术地生动地反映这个伟大事件,乃是我国文学的光荣任务。《创业史》之引人注目,就因为它在反映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

我国新文学,过去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在反映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农村群众斗爭方面曾經留下一段空白。但是这种状况最近几年已經有改变。《紅旗谱》、《党费》等长篇、短篇,特別是《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广大讀者的渴望。它們是新文学中十分可喜的收获。邓洪同志的

《女神》是诗人郭沫若的第—部诗集,出版于1921年。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是五四时代诗歌的最强音,也是我国新诗的第一块界碑和基石。诗集中大部分作品写于1919至1920年。这正是五四爱国运动高涨的年代,我国工人阶级正开始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加之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

双反以来,由于同学们的批评,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使我逐步认清了过去我在学术上一直走着资产阶级路线,这条路线,已把我送上日益脱离现实、脱离人民、脱离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绝境。并且,通过我还影响了一部分比我年青的同学。也还是由于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在这紧要关头,给了我和同学一块工作锻炼的机会,使我在许多问题上也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从而对于自我改造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和决心。在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而奋斗的今天,我要和同志们一道高举红旗不断锻炼改造自己,高歌猛进。为了比较正确的迈出第一步,下面我对我过去所写和所讲的东西进行一些消毒工作。

编辑同志:几十年来,中国细石器文化的遗址已经发现了好几百处,但是确知为细石器文化的居住址及葬地却发现极少,特别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发掘工作,我们对这个文化的层位关系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没有得到解決,使得对中国细石器文化的研究不能取得很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