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展出的四处古墓壁画,不仅是河北古墓壁画的精粹,就全国发现的古墓壁画来讲,它们的重要性也是很突出的。现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印发的四处古墓资料,写点个人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安平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墓以巨幅多层次的车马出行和庞大的宅院鸟瞰图最称

宿白先生的《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根据墓葬形制的不同,将西安地区唐墓分为四型,认为此四型分别与皇室重臣、五品以上(其中三品以上又可分出一级)、五品以下、庶人的身份级别相对应,并根据以上研究成果和有关考古资料,提出唐陵地宫应为前、中、后三室结构。

1959年文化部西藏文物调查工作组在西藏工作时,看到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一件是中亚一西亚制造的大型银壶,一件是印度东部制造的一组寺院木石模型。大型银壶是拉萨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二层西侧正中松赞干布殿内的一件供奉器物。寺僧相传是松赞干布生前遗物。又传自土中掘出。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大昭寺寺内六佛像目录智者传言》记:"是印、汉、藏、尼圣地的

宿白先生的论文研究了呼和浩特及其附近几座召庙殿堂布局的演变,反映了历史上汉、蒙、藏三族间的文化交流情况,有精辟的见解。

本文分两部分考述张掖河流域13～14世纪的藏传佛教遗迹:1)、处于张掖河下游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亦集乃故城及其附近的遗迹;2)、处于张掖河上游的甘肃肃南马蹄寺的遗迹。然后结合青海明代藏传佛教遗迹,对甘青地区格鲁教派流行以前的藏传佛教寺院的某些建置的来源,进行了初步的,推测性的讨论。

魏晋佛教依附玄谈,为士大夫所激赏。东晋南迁,佛教玄风传布江左,高僧名士共入一流。名士多出世家,或为世家所敬重,所以,此时长江中下游佛教主要盛行于上层。十六国时,中原北方善谈名理仍是僧人主流,道安、罗什皆擅文辞,重义学,故后秦姚兴称奉佛教为"好乐玄法"(《广弘明集》卷十八《重答安成侯姚嵩书》),道安、罗什之译经宣讲,其影响亦远布南方。因此,五世纪初期以前南北佛教无大差异。413年,罗什卒后不久,关中战乱,罗什徒众率多南下。

佛教艺术从新疆向东传播,首及河西地区。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晋以来在武威,即凉州。西晋译经大师竺法护往来河西、长安、洛阳间,东晋中原地区的名僧道安(314—385年)谓其译经"寝逸凉土"。"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四世纪中期,邺都有凉州博学沙门"。其时张氏在凉州东苑置铜像。373年,前凉统治者张天锡延揽月支人、龟兹人组织凉州译场,并亲自参加译经工作。374年,道安在襄阳撰《综理众经目录》时,其《凉土异经

西安地区指今陕西省西安市及其附近诸县。在唐代,这里是京城所在和毗邻京城的京兆府雍州辖地。许多唐代皇室、贵戚、京畿大族的墓葬在这里;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外地流寓到京畿的人,死后也埋葬在这里;至于开国功臣、历朝的重要将相更以陪葬帝陵为荣。帝陵集中在今西安市附近的渭水北岸。因此,西安地区是唐代大墓集中的地点。唐代较大的墓葬一般都绘有壁画,三品官以上的大墓的壁画,内容更丰富,技艺水平更高。西安地区多唐代大墓,所以研讨唐墓壁画,解放后西安地区的发现最为重要。但西安地区

1956年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第3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作了初步整理。二十年后,即1976年夏,为了辅导同学参观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即武州山石窟),根据《校注》的某些推论,结合北魏当时的历史情况,编写了《云冈石窟分期》的参考材料。粉碎“四人帮”后,略作修饰以《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以下简称《试论》)为题,发表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1980年2月,日本长广敏雄先生写了一篇《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宿

云冈石窟明以前名武州山石窟,位在山西大同城西十六公里的十里河北岸的山崖上,东西连续约一公里。石窟的绝大部分,都是北魏中后期雕造的。按石窟形制和造象内容、样式的发展,可分三期。太武帝(424—452年)晚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北魏的统治开始衰弱。文成帝(452—465年)继位,马上颁布恢复佛教的诏书,诏书中特别强调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恢复佛教是为了维持北魏政权,这是极为清楚的。接着,文成帝就"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二年

一、隋唐京城大兴——长安城(一)隋京城大兴城的创建和郭城内街、坊、市、渠的布局公元五七七年北周灭北齐,公元五八一年隋灭北周。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五八二年)六月命高颎、宇文恺等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设计新京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这座新京城也以大兴为名,"谓之大兴城"(《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西京记》)。大兴城规模浩大,规划整齐,面积达八四平方公里。大兴城分郭城、宫城和皇城。宫城先

元大都釋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西城妙应寺白塔。塔附近原有元世祖至元間如意祥迈长老奉敕撰之《圣旨特建釋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刻石。明万历間,沈榜撰《宛署杂記》(卷一九)記:"妙应寺……一名白塔寺,元至元八年修。有塔記"(据1961年北京出版社排印本)的塔記和万历《順天府志》卷二所記:"妙应寺有敕建碑"的敕建碑,大約

双反以来,由于同学们的批评,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使我逐步认清了过去我在学术上一直走着资产阶级路线,这条路线,已把我送上日益脱离现实、脱离人民、脱离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绝境。并且,通过我还影响了一部分比我年青的同学。也还是由于党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在这紧要关头,给了我和同学一块工作锻炼的机会,使我在许多问题上也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从而对于自我改造产生了很大的信心和决心。在为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而奋斗的今天,我要和同志们一道高举红旗不断锻炼改造自己,高歌猛进。为了比较正确的迈出第一步,下面我对我过去所写和所讲的东西进行一些消毒工作。

大金西京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城西三十里的云岗石窟.这里"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卷-三?水),"石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栉此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卷-昙曜传).这伟大工程不仅是我国佛教艺术中的精华,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迹!石窟的营建,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知由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昙曜请凿五窟开始.之后,魏书卷六显祖纪、卷七高